从小报记者到出版龙头
1978年,他进入台湾《工商时报》工作,记者是他渴望已久的梦想。他十分珍视这个机会,所以他兴致高昂,全力以赴。第一天出去采访,他8点就出门,骑着摩托车,一天就拜访了8个单位,除了中午在路边摊位吃碗面,压根没有休息。他不喜欢穿雨衣,他的衣服干了湿湿了干,采访对象见此惊诧不已,纷纷说:“没见过这么认真的记者。”
1986年10月,台湾宣布开放“党禁”和“报禁”;第二年5月,台湾宣布外汇管制开放,每个人一年可以汇出500万美元。他意识到,财经、商业的巨变即将从资金的流动开始,用月刊诠释这种变动已经不够,商业周刊的时代到来了。当年6月底,他下决心创办台湾《商业周刊》,一共筹集了1200万新台币资金。
像所有的创业一样,初期的感觉苦不堪言,每天都是工作、工作、工作,他经常清晨提着早点回家,吃了才睡觉。可一年下来,所有投资赔光,只好增资。
第二次增资很容易,所有人都看到团队的努力,股东们都继续增资。他拿到了第二个1200万新台币。增资的同时他认为,之前失败最大的原因是编辑部缺乏有能力的好手,他自己训练的新记者没办法提供足够精彩的内容,于是他招兵买马,组成强大的团队。可事与愿违,周刊质量和内容并没有提升,内部团结反而成了问题……几个副总编互不买账,明争暗斗,过多的精力花费在业务之外;由于缺乏人才保护机制,创刊时加入的菜鸟记者在攒够经验值之后,陆续被其他媒体挖走。
一年过去,第二个1200万又亏光了。第三次增资,他和他的团队学乖了,决定加一倍增资,以免一下子又赔光了。但大部分股东都决定放弃,他只好引入新股东!谁愿意投资,都举双手欢迎。
这时候杂志已经很难留住员工,老人走光了,新人进入马上发现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团队,很快就离开。虽然他非常拼命,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以上,但第三年底,2400万新台币又告罄。这是《商业周刊》的最低谷。再度增资是必然的,但无疑是难度极大。
极度绝望之时,他把反思的目光投到自己身上。过去遇到困难,他觉得要用增资以改变营运结果。现在增资无门,一定要用别的方法才能自救,改变是《商业周刊》的唯一出路。
这时候他偶然遇到台湾“中国生产力中心”负责人石宣博士,聊天时石博士说:“什么是笨?就是老用同样的方法做事,却期待会有不同的结果。”
一语惊醒梦中人。过去4年,他经营《商业周刊》失败,正是对这句话的注解,每次他都积极地从外在因素找原因,或者消极地认为状况不可改变,必须要尽快增资,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解决,这时他蓦然发现最有问题的是自己。
他开始闭门思过,决心自我改变,不能再期待投资,要立即从内部改善找答案。他决定彻底瘦身、彻底检视所有成果,把开支降到最低,最好立即能收支平衡,不能的话也要让亏损降低,勒紧裤腰带生存。
至于他自己,检讨的地方就更多了,管理能力、领导能力、专业能力等等,没有一项够格,每一项都得重新学习。他尝试快速改变,改变的速度抵不上营运的快速沉没。市场上不断传言《商业周刊》随时可能倒闭,广告客户不断反悔临时抽退,销售人员每天辟谣都来不及。
态度转变之后的他,决定正面应对。他要求业务人员面对客户坦诚《商业周刊》的困难,但也要同时告诉他们:“我们已经存活了五年,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撑下去,决不放弃。”
终于,在他的率领下,他的团队“紧密配合,真诚服务”,打动了新老客户。而随着《一九九五闰八月》的出版畅销,他的公司终于走出了困境。这本《商业周刊》出版的书,4个月内卖了30万册,赚了近3000万新台币。
借助这本畅销书的东风,《商业周刊》发展迅猛起来。紧接着,他融资成功,城邦出版公司新鲜出炉——这是由3家小出版社合并而成的,后来陆续创立了20多家出版社,成为台湾第一大出版集团。
而他就是该集团创始人、现任CEO——何飞鹏。现在,他为大陆《第一财经周刊》等媒体撰写专栏,是风行大陆职场畅销书《自慢》系列的作者,享誉海内外出版界。从一个报社的小记者,到台湾出版业的龙头老大,一路风光,一路坎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