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励志故事演讲稿范文4篇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下午好！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无人需要的数字》。

　　爱尔兰作家伯明罕年轻时曾在一所乡村小学做过多年的教师。那所学校既偏僻又破旧，校舍是由废弃的农场改造而成的，学生最多时也没过百，一片没有任何体育设施的空地是孩子们课间嬉戏玩耍的乐园。加上伯明罕，学校共有三名教师，这两名教师因为忍受不了学校的艰苦和荒凉，相继离开了学校，只留下伯明罕这唯一的教师兼校长坚守在学校。伯明罕有一颗爱孩子的心，将自己的所学所悟传授给一个个天真烂漫的学生，是他求之不得的事情。他吃住都在学校，环境恶劣，条件艰苦，除了学生，一年难得见到几个人，这些对他来说都不算什么，最令他受不了的是，每年他都得几次徒步40里地到当地的教育部门送各种报表。

　　有些报表在他看来纯属浪费时间，毫无一点用处。比如有一个报表要求每个学校每年报送一次校舍的面积，自从伯明罕来到这个乡村学校，校舍面积从来就没有过一平方米的增减。伯明罕有一次负气地拒送这张表格，没过多久，教育部门就派人光顾了这所几乎被人遗忘的学校，警告伯明罕说，如果再不按时报送他们所要求的各种报表，他们就将关闭这所学校。从那以后，伯明罕虽然心中充满不满，但再也不敢怠慢。前几年，伯明罕都是如实地填写那个不变的数字，表格送上去后就如同石沉大海，再无任何反应。这一年，伯明罕突发奇想，决定变化一下数字，他将校舍面积乘二以后得出的数字填在了报表上，报上去后仍然没有得到任何反馈。第二年，他将数字在上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倍，仍然是没人理睬。此后数年，他都如法炮制，一次增加一倍，不断膨胀的数字丝毫没有引起教育部门的注意。直到有一年，伯明罕望着自己填写的数字，决定计算一下，如果自己的学校真有这么大面积校舍的话，那究竟有多大。计算出的结果令他大吃一惊，他上报的“学校”太大了，不仅远远大于圣保罗大教堂，而且远大于爱尔兰的任何一所学校，甚至还大于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伯明罕暗自猜测，校舍面积不断扩大符合教育官员的要求，所以虽然没有任何反馈，但也没人来学校找事。

　　如果将校舍面积缩小，教育部门会不会派人来查访呢？伯明罕将大得惊人的校舍面积缩小了一半报了上去，几个月过去了，仍然没人理睬。以后几年，伯明罕都成倍缩小数字，直到他告别学校，都没有见到教育官员的影子。伯明罕最终明白，他所上报的大大小小的数字，其实根本没有一个人会哪怕是心不在焉地瞄上一眼，没有人需要这个数字，他们需要的只是那张报表，不，他们连报表也不需要，需要报表的是流于形式的所谓的条款、规章、规定或制度。

　　多年以后，伯明罕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这段经历，他说：“我渐渐认识到：条款、规章、规定或制度并不可恶，可恶的是那些随意制订并机械而刻板地使用它们的官员们。这段经历给我的最大帮助是，它让我实实在在、真真切切地领悟到了——什么叫形式主义，什么叫官僚？！”

　　我的演讲结束了，谢谢大家！

　　1874年11月30日的夜晚，伦敦的布伦海姆宫灯火辉煌，一群贵族男女在这里翩翩起舞。突然，一位活泼、美丽的贵族夫人连声叫喊肚子疼痛，人们赶快把她扶到就近的一个临时女更衣室。温斯顿·丘吉尔——一个早产儿，就这样非同寻常地来到人间。

　　丘吉尔是英国显赫的贵族公爵马尔巴罗家族的后代。英国除了王室以外，公爵家庭总共不超过20个，马尔巴罗家族按封爵次序名列其中第十位。丘吉尔的母亲詹妮是美国百万富翁杰罗姆的女儿，1873年与丘吉尔的父亲伦道夫结婚，1895年1月24日伦道夫因病医治无效，溘然去世，终年46岁。这时的詹妮虽已40多岁，但依然美艳惊人，风姿绰约。不久，她便萌生了嫁给一个25岁男人的想法。然而消息一经传出，立刻遭到众多亲友的反对。就在詹妮几乎要放弃了的时候，詹妮25岁的儿子、与母亲要嫁之人同岁的丘吉尔，坚决地握住她的双手：“亲爱的母亲，就算全世界都反对您，我也会勇敢地站在您这边，所以，请您也一定要勇敢。”儿子坚毅、鼓励的目光，让詹妮义无反顾地披上了洁白的婚纱。

　　但这桩婚姻并没有维持多久。10多年过去了，詹妮的儿子丘吉尔已经凭借卓越的才能跻身政坛。60岁的詹妮也要再次迎来婚礼。这次的决定同样遭到众人强烈的反对，尤其是儿子的那些反对派们。詹妮犹豫了。这次与上次不同，丘吉尔打小就怀有雄心壮志，并且具备实现远大理想的能力。她不想因为自己贻误儿子的前程。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儿子又一次握住了她的手：如果让我在我的'仕途与您的幸福之间作选择，我心甘情愿的选择后者。请您不要再有任何顾虑。母亲幸福，我才幸福。詹妮又一次无比快乐地迈入了婚姻的殿堂。婚礼上，儿子依然像上次一样，坚强地站在她的身边，而另一边则是比儿子还要年轻的36岁的新郎。能够两次接受母亲的婚姻，也许很多人都做得到。而面对沉重的压力，丘吉尔两次接受和自己年龄差不多的人作自己的继父，这需要多么豁达的胸怀。

　　1908年8月15日，伦敦报纸登载了一条引人注目的消息：33岁的内阁贸易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先生与23岁的克莱门蒂娜霍齐娅小姐订婚。举行婚礼的这一天热闹非凡，宾朋满堂，欢歌笑语。证婚人是财政大臣劳合乔治，而他选择的男傧相却是他在下院的一个坚决反对者——包括休塞西尔勋爵。当时丘吉尔推行一系列争取工人拥护的社会改革，休塞西尔勋爵在内的贵族集团坚决反对这些改革。这里反映了英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人们可以在下院和政治集会上相互咒骂，如同仇敌，但在个人生活中却能成为亲朋好友，相敬无间。在政治生活中虽然是公敌，却不妨碍他们在私人生活中称兄道弟。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也这样说过：“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西方近代的这种文化现象是多么的耐人寻味。

　　宽容比自由更重要！这宽容来源于对每个人权利的尊重：我虽然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坚决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利；我虽然不支持你的行动，但我坚决维护你合法行动的自由！

　　大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决定回到加州大学修完当年还没有读完的电影系学分。

　　1965年，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在加大电影系二年级时拍了一部22分钟的短片，参加亚特兰大电影节，好莱坞的投资者看了，马上与他签约，斯皮尔伯格因此辍学，到好莱坞发展。事实证明这一步是对的，如果他当年不把握机会，坚持要完成学业，他或许成不了大师。

　　但40年过去了，斯皮尔伯格虽然功成名就，他还是很介意年轻时的学业没有完成。夜深人静时，斯皮尔伯格总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说：今天你是好莱坞权力最大的人，你的名字是年轻人的名气、金钱的保证，但那又怎样呢？你曾经背弃过自己的承诺，无论再有钱、名气再大，你的品格还有个小小的污点，因为你曾经当过逃兵。

　　斯皮尔伯格回到大学，用假名重新注册插班，用假名考试交卷，只有几个教授知道他的身份，他的功课与其他学生一起送交校外的学者审阅。课程要求学生交电影实习作业，斯皮尔伯格在《辛德勒的名单》中选取了12分钟的影片，还交了《大白鲨》和《第三类接触》的片段。大学电影系助理教授凯利为他总评分，给他成绩“良”，评语是“该学生对音响、灯光、剪接和剧本管理颇有驾驭力”。

　　这位《侏罗纪公园》的主人还要副修一门叫野生生物的学科。教授说他精于恐龙知识，上课谦卑有礼，除了有一天在课堂上把一只脚搁在书桌上。他向老师道歉，解释是前一天与儿子一起玩滑板扭伤了腿。教授提醒班上其他学生，不要对这个天王级的同学有什么崇拜的眼光，只把他当普通人。学生做到了，没有向他索取签名，但在毕业典礼的那天，他们告诉父母：我与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同一年毕业。

　　在虚荣的世界，有太多人相信“成功人士”不一定要念完大学，并以盖茨为例，说盖茨也没有读完哈佛。但学业没有完成，是毕生的心理创伤，即使缝合了，也还在心头留下疤痕。终有一天，我们都会为年轻时一件没有交的功课、一项未完的工作，或辜负了的一个人而感到遗憾，醒悟一切名誉和财富都不能补偿。这样的遗憾，像风湿症，通常在中年以后发作。斯皮尔伯格不惜代价，治好了他的风湿症，他是一个有福气的人。

　　凡尔纳是一位世界闻名的科幻小说作家，但很少有人知道凡尔纳为了发表他的第一部作品，曾经遭受过多么大的挫折！这里记录的，就是凡尔纳的一段令人难忘的经历：

　　1863年冬天的一个上午，凡尔纳刚吃过早饭，正准备到邮局去，突然听到一阵敲门声，他开门一看，原来是一个邮递员。

　　邮递员把一包鼓囊囊的邮件递到了凡尔纳的手里。一看到这样的邮件，凡尔纳就预感到不妙，自从他几个月前把他的第一部科幻小说《乘气球五周记》寄到各出版社后，收到这样的邮件已经是第十四次了。

　　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拆开一看，上面写道：“凡尔纳先生：书稿经我们审读后，不拟出版，特此奉还。”

　　每看到这样一封封退稿信，凡尔纳心里都是一陈绞痛。这次是第十五次了，还是未被采用。凡尔纳此时已深知，那些出版社的“老爷”们是如何看不起无名作者。他愤怒地发誓，从此再也不写了。

　　他拿起手稿向壁炉走去，准备把这些稿子付之一炬。他妻子赶过来，一把抢过书稿紧紧抱在怀里。此时的凡尔纳余怒未息，说什么也要把稿子烧掉。

　　他妻子急中生智，以满怀关切的语言安慰丈夫，“亲爱的，不要灰心，再试一次吧，也许这次能交上好运的。”听了这句话以后，凡尔纳夺书稿的手，慢慢放下了。他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接受了妻子的劝告，又抱起这一大包书稿到第十六家出版社去碰运气。

　　这次没有落空，读完书稿后，这家出版社立即决定出版此书，并与凡尔纳签订了20年的出书合同。没有他妻子的疏导，没有“再努力一次”的勇气，我们也许根本无法读到凡尔纳笔下那些脍炙人口的科幻故事，人类就会失去一份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