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生活充满挑战
２０岁到３０岁是人生最为重要的阶段，如果在这一期间无法掌握好将来工作所必需的知识，并设计好自己未来的蓝图，你就注定毫无成就。到了３０岁时，你的生活就只剩下家庭生活的小圈圈。你会为了分期付款的住宅，或为了日常的生活而奔波，你在３０岁时须抵达的人生目标，现在还仅仅是一个美梦，或者说是一个空想。但是你必须把它看成是鼓励你的动力。不将这一富于动机的目标铭记心中，没有任何确切的目标，要进行长时间的学习、劳作是无法忍耐的。目标必须日日更新，与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只有以此为出发点，你才能够面对艰苦的环境。
有一阵子，威廉•汉姆实在闲得无聊，就到处瞎逛。他漫无目的地乘大巴来到犹他州，在一个农场附近下了车。天黑的时候，他敲响了农场主人家的门，主人热情地招待了他。第二天，他感谢了主人的盛情款待，再次踏上了回纽约州的旅程。他沿路徒步走着，期待着一辆可搭乘的车出现。终于一个农民让他上了他的车，他感到一辈子从未有过的自足和得意。他与这个世界如此之和谐！
他们疾驰着，那个农民打断了他的思索。“你想去哪儿？”他问。
他快速用他在那前一晚才听到的惠特曼的诗来回答，直到现在，这首诗仍然在他脑海里萦绕。
“我将去我喜欢去的地方，这漫长的道路将带领我去我向往的地方……”
他背着这句《通达大路之歌》里的诗。那个农民看着他，面带惊讶甚至愠怒。
“你想对我说，”他谴责地说，“你甚至没有一个目的地？”
当然他有目的地，他说，“只是它在不断地变……几乎每天都在变。”
突然，那个农民把车停在路边，命令他下去。“游手好闲之徒，”他说，“你应当找一份正当的职业。落下脚，挣钱过日子。”
说着他把车开走了，留下他独自一人站在土路上。这条路的两端都长得看不到头。他试着想寻回两分钟前还感到的得意洋洋之感，却只有席卷着他全身的失落感。
生活充满了两极对比。前一晚，他刚听到诗人惠特曼鼓励他们继续在这通达的大路上走下去，仅第二天，他却为这遭到陌生的红脸农民的训斥。尽管如此，他还是做好准备接受生活中的所有沉浮升降。
他终于回到了哈得逊河畔的杨佳镇。他待了两周，走亲访友，重新熟悉了这老环境。像一个循环，他回到了生养他的地方。但是他心里明白，杨佳镇不再是适于他生活的地方。他回家也是为了证实这一点。他更为坚定地确信，他的美梦和希望远远超越了这个小镇的界限。
再一次，他离开了杨佳镇。而那里的人和尘土飞扬的平原却永远铭刻在他的记忆中。他认识到了发展和变化对健康成功的生活固然重要，但是回顾自己走过的脚印会帮你确认是否选择了正确的道路。后来威廉•汉姆成为著名的电器经销商。
提起维克多•格林尼亚教授，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格氏试剂。无论哪一本有机化学课本和化学史著作都有着关于格林尼亚的名字和格氏试剂的论述。但是，你可知道这位伟大的发明者曾走过的一段曲折的道路吗？
１８７１年５月６日，维克多•格林尼亚出生在法国瑟儿堡一个有名望的资本家家庭。他的父亲经营一家船舶制造厂，有着万贯资财。在格林尼亚青少年时代，由于家境的优裕，加上父母的溺爱和娇生惯养，使得他在瑟儿堡整天游荡，盛气凌人。他没有理想，没有志气，根本不把学业放在心上，倒是整天梦想当上一位王公大人。由于他长相英俊，生活奢侈，瑟儿堡好些年轻美貌的姑娘，都愿意和他谈情说爱。也就在这时，他受到了沉重的一击。
在一次午宴上，一位刚从巴黎来瑟儿堡的波多丽女伯爵竟然不客气地对他说：“请站远一点。我最讨厌被你这样的花花公子挡住了视线！”这如同针扎一般刺着了他的心。他猛然醒悟了，开始悔恨过去，产生了羞愧和苦涩之感。从此他发奋学习，要追回过去浪费掉的时间。２１岁时，他离开了曾使他堕落的家庭，留下了一封信，写道：“请不要探询我的下落，容我刻苦努力的学习，我相信自己将来会创造出一些成就来的。”
他来到里昂，拜路易•波韦尔为师，经过两年刻苦学习，终于补上了过去所耽误的全部课程，进入里昂大学就读。
在大学学习期间，他的苦学的态度赢得了有机化学权威菲利普•巴尔的器重。在巴尔的指导下，他把老师所有著名的化学实验重新做了一遍，并准确地纠正了巴尔的一些错误和疏忽之处。终于，在这些大量的平凡的实验中格氏试剂诞生了。
格林尼亚一旦打开了科学的大门，他的科研成果就像泉水般地涌了出来，仅从１９０１至１９０５年，他就发表了２００篇左右的论文。鉴于他的重大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他１９１２年度的诺贝尔化学奖。此时，他突然收到了波多丽女伯爵的贺信，信中只有寥寥一语：“我永远敬爱你！”
在轻工产品诸多发明中，电炉的发明人是一位新闻记者，这也可算是一则“新闻”吧。这位记者名叫休斯，他少年时就对新闻这一行业很感兴趣，后来在明尼苏达大学新闻系毕业，即到一家报馆任记者。只是时间不很长。
休斯在事业上的转变，似乎有点突然。这“突然”，是在一次不平之事中发生的：有一天，休斯外出采访，新闻人物是来自西部的一个大富翁。这家伙是个暴发户，为人狡诈傲慢，常受人们的指责。刚好头一天的报纸揭露了他的一部分私生活，使他大为恼火。现在休斯又要写文揭露，更使他恼羞成怒。在大庭广众之下，他把休斯大骂了一顿。休斯不买账，两人争吵起来，差点没有动武。回到报馆后，休斯连夜赶写出一篇详细报道，并配有图片，准备第二天在报上发表。不料稿子被编辑主任扣发，休斯还被叫去教训了一顿。原因是，那个暴发户将是这个报馆的大股东之一，报馆负责人不愿意得罪他。休斯气上加气，当即辞去了在报馆的职位。
“我决定放弃新闻工作了，”休斯回到家后，对父亲说，“我要从头开始一切。”他的“突然”大转变，受到全家人的反对，尤其他父亲反对更为激烈。但是，这位年轻人说什么也不回报馆了，他决定要在电器业上搞出发明。
那是１９００年前后，美国电力工业正在发展，电器业开始显露头角。但是，休斯的电器知识不多，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他动用当新闻记者时锻炼的头脑，经过一番分析，认为家庭电器乃是社会最必需的。不过这只是一个大原则，具体应该研究什么，他心中并没有数。他以新闻记者固有的习惯，认为选择报道主题首先要调查研究，要发明家庭电器，也得首先向家庭主妇作调查，看她们在日常生活用具中认为最必须改进的产品是什么？他出去访问了好几天，但收效并不大。因为家庭主妇们对本身的生活和工作已经习以为常。提不出有什么器具需要改进。这使休斯大伤脑筋，他回到家里，把家庭用的东西拿来东瞧瞧西看看，但仍然拿不定主意，好像样样都需要改进，而又没有哪一种是急需的。
不久，休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终于发现了第一条“线索”。那是在一个星期天，休斯应邀到一个新结婚的朋友家里去吃饭。他发觉菜里有一股很浓的煤油味，心里直想吐。但碍于情面和礼貌，只好把口中的菜强咽下肚，那种难受劲使他紧皱眉头。
他的朋友及新娘子也尝出味道不对头了。“这是怎么回事呀？”他的朋友叉起一块肉，凑近鼻子嗅了嗅。
“噢，糟糕！”女主人红着脸，不好意思地说：“一定是我刚才弄煤油炉的时候，不小心把煤油弄到菜里了。”
男主人甚为狼狈，但在新婚妻子面前不好说什么，只好拿煤油炉来出气了：“这鬼炉子真讨厌！三天两日常出毛病。你急着用时它熄掉，要修它又沾上一手油，真不是个玩艺！”
女主人起身想去添做两道菜。休斯说：“不必啦，哪一家人不常吃到一点煤油味？”男主人疼爱妻子，趁势说：“那就算了吧，休斯又不是外人，他决不会怪你的。”休斯笑着直点头，又毫不在意地继续吃下去。
这倒不是休斯喜欢吃“煤油牛扒”，而是主人启发了他的思路。新娘子白了丈夫一眼说：“都是你不好，我当初就说买个炭炉来，你偏偏要买什么现代家具：这可好，害得我天天吃煤油。”休斯的灵感来了：做饭是家庭主妇的最基本的一项工作，如果我能发明出一种用电的炉子，不是又省事、又能避免煤油炉的缺点吗？
休斯向这对夫妇道别以后，像发现了什么重要新闻似的，三步并作两步赶回家中，立即开始研究起来。他反复试验，不知失败了多少次，也不知被“电老虎”打过多少次。但他矢志不移，就像发现了一则重要新闻就非把它写出来不可一样，废寝忘食，钻研入迷。“在起初的两年时间里，我没有休息过一天假期。”休斯后来这样回忆说。
１９０４年，休斯的电炉研究成功了。但拿到市场上，一般家庭主妇对这种新玩意并不怎样欢迎。这一方面是由于传统习惯方面的因素，另一方面也由于当时的主妇一般还不会用电，担心电炉会伤害人。“炉丝是合金的都烧得通红，人的皮肉不被烧焦才怪呢！”
不过，休斯不愧是一个记者出身的人。他想，人们缺乏用电知识，而守旧习性又很强，要使他们消除恐惧，对电炉发生兴趣，首先要大力做好宣传，逐渐普及。他采用了许多办法，如示范表演，张贴广告等等，宣传使用电炉的好处。他还特别设计了一种用户访问卡，凡是使用他的产品的家庭，每周派人去访问一次，询问用户遇到什么问题，如有毛病，立即免费修理；如果主妇们有什么疑惧，也当场解答。这一来，电炉就成了越来越多的一种家庭用具了。
后来，休斯又推出电锅、电壶等家用电器，很受家庭主妇们的欢迎。这位新闻记者出身的人，在芝加哥设立了“休斯电气公司”，正式开始生产家庭电器。从此，他再也没有进过任何报馆的大门。
“妇女适合做什么？”这是１８８５年匹斯堡《快报》上的一篇社论。里面写道：体面的女人，只能深居简出，等待男人们来娶。如果哪个女人不幸没能嫁出去，她只能待在父母或亲戚家中，当一个不要报酬的管家或做一个保姆。
当读到这时，一个女孩子被气得满脸通红，她抄起笔，立即给编辑写了封信，痛斥社论的观点。信中写道：国家正把一半人民的聪明、智慧和技巧白白地浪费掉，妇女应该在社会上占有与男人同样的地位。这位１８岁的女孩子没敢在信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不过这是她最后一次没有理直气壮地做妇女应该做的事。
她就是伊丽莎白•科克伦。
《快报》的编辑乔治•麦登被这封没有署名的信深深地感动了。无论里面的文体，还是逻辑都是上乘的。他马上在报上发了条广告：“邀请那位写信批评我们社论的先生”和他会面，商讨今后为该报写文章之事。
科克伦来了，麦登吃惊了。从没有女人胆敢闯进报社的办公室，麦登干脆地说：他的报纸从不雇用女人。科克伦据理力争，麦登只得让步，建议她写些花边新闻。科克伦拒绝了，她坚持要写严肃体裁的文章。麦登又让步了，但他要求科克伦必须用个男人的名字。科克伦再次拒绝。正在两人争执不下时，报社的一个小伙计走过，吹着美国民歌大师斯蒂芬•福斯特的流行歌曲《内莉•布莱》，科克伦灵机一动，便用内莉•布莱作了笔名。
科克伦开始做妇女从没有做过的事。她到工厂、医院、救济院去采访。
一次，她在一个制瓶厂找到了个工作，在老鼠乱窜的车间里，科克伦与女工们一天干１４个小时的活。为了挣到５美元，她们每星期得干满６天。女工们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向她倾诉她们的疾苦。科克伦仔细听着，认真记着，她所写的揭露文章震动了匹斯堡。
１９岁时，科克伦到墨西哥去采访。在那里，她写贫困，写吸毒，写政府的腐化。这一切触怒了墨西哥政府，她被迫离开墨西哥回国。回国后，她继续写，告诉美国人民墨西哥妇女的遭遇。
没多久，科克伦去纽约，在约瑟夫•普利策办的《世界报》里当了记者。她想写一篇关于布莱克韦岛的文章，这是一个坐落在纽约东河上的疯人院。她向普利策建议说：最好的调查办法，就是她自己装扮成疯子，这样她可以与其他疯子做伴，以掌握第一手材料。普利策同意了。
科克伦开始做准备。她练习尖叫，做鬼脸，目光呆滞地盯人。然后她到纽约南部找了个供寄宿的房间。她用在墨西哥学到的几句蹩脚的西班牙语告诉房东说：她是古巴一家大财主的继承人，她现在就在这儿等从哈瓦那开来的卡车送她回家。随后她又哭又叫，呼唤着仆人。如愿以偿，科克伦被送到了医院，从那儿又被送到布莱克韦岛。
在布莱克韦岛，科克伦发现了一切：这里医生是冷酷无情的；护士是心狠手辣的；食物是令人作呕的；居住条件是肮脏不堪的。病人们受到的是非人的待遇。她还发现，这虽说是一所疯人院，但里面关的并不都是疯子。有些人仅仅是因为年老多病，而他们所受到的是同样残酷的待遇。他们挨打，挨饿，被关在像牢房一样的屋子里。
１０天后，科克伦被“保释”出来。一回到家，她就写了一系列篇名为“在疯人院铁栏的背后”的文章。这些文章轰动了纽约，轰动了全国，迫使政府对疯人院进行调查，并拨了一笔款子用以改善疯人院的条件。
科克伦下一步的对象是美国，当时存在的一种工资低，劳动条件差，残酷剥削工人的小工厂——“血汗工厂”。她看到一家纸盒厂在报上的招工广告，便去了，并被雇用了。于是从早上７点到晚上６点，她被关在只有煤气灯照明的小屋里干活。厂里不少工人是１２岁的女工。头两个星期，她们是没有工钱的。这样，工厂经常只雇佣她们两个星期，然后再解雇她们，分文不给。科克伦又以她那犀利的笔，写出揭露文章，并敦促法律要保护这些女工。
科克伦以自己的勇气，为美国妇女争取了不少荣誉和权利。但她并不因此而满足。她还要征服更大的世界。１８７２年，法国科学幻想小说家儒勒•凡尔纳写了著名的畅销小说《８０天环游地球》。书中的主人公菲利斯•福格经过各种困难，用了８０天做了一次环球旅行。科克伦宣布她要打破这个纪录，《世界报》同意支持她。就这样，１８８９年１１月１４日早上，科克伦从新泽西州出发了。
不顾狂风暴雨，不畏疾病骚扰，科克伦不停地走着，不间断地给《世界报》发回电报和信。全国都以极大的热情和好奇注视着这个女孩子。美国欢腾了，有人为她写书，有人为她歌唱。多少种鲜花，多少列火车，多少匹赛马都以科克伦命名。当她抵达旧金山时，成千上万的人到码头上去迎接她。妇女们举着旗帜走在她的马车前，乐队为她奏乐，观众为她欢呼。在乘火车横跨美国时，每到一站，人们都热烈地欢迎她，在堪萨斯州，甚至有人让她竞选州长。
她回来了。经过７２天，她回到了新泽西州的码头。她创造了环球旅行新纪录。美国妇女为她感到自豪。新泽西州的州长就此说过：“美国妇女再也不会受人歧视了，她们将被看做是有决心的，有独立精神的，并能在任何情况下照料自己的人。”
以后的一生，科克伦也一直在为改善美国妇女的地位作斗争。她自己办了报纸，还经营了工厂。后来她的厂子倒闭了，她又回到纽约，在《纽约晚民》当了名小记者。
１９２２年，伊利莎白•科克伦去世了。她的一生为美国妇女的解放做出了贡献。１９２０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第十九条修正案，承认妇女有选举权。妇女的工作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时代变了，妇女不再满足只是待在家中，她们走向了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