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传优美句子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迟一步，遇上了也只能轻轻地说一句：“哦，你也在这里吗？”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窗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我要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是等着你的，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反正你知道，总有这么个人。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
失望，有时候也是一种幸福，因为有所期待所以才会失望。因为有爱，才会有期待，所以纵使失望，也是一种幸福，虽然这种幸福有点痛。
如果我不爱你，我就不会思念你，我就不会妒忌你身边的异性，我也不会失去自信心和斗志，我更不会痛苦。如果我能够不爱你，那该多好。
如果情感和岁月也能轻轻撕碎，扔到海中，那么，我愿意从此就在海底沉默。你的言语，我爱听，却不懂得，我的沉默，你愿见，却不明白。
我喜欢钱，因为我没吃过钱的苦，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
能够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都是严格的考验。
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语言，随身带着的是袖珍戏剧。
如果你不调戏女人，她说你不是一个男人；如果你调戏她，她说你不是一个上等人。
回忆永远是惆怅。愉快的使人觉得：可惜已经完了，不愉快的想起来还是伤心。
一个人在恋爱时最能表现出天性中崇高的品质。这就是为什么爱情小说永远受人欢迎——不论古今中外都一样。
我要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是等着你的，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反正你知道，总有这么个人。
另一篇小说是《霸王别姬》。30年代，历史小说的.创作颇为热闹过一阵，作家们往往喜欢挑选家喻户晓的历史故事，或作翻案文章，或以现代意识重新给予解释，重头戏是作家的新眼光，历史背景描画的是否真切倒在其次。张爱玲的这一篇多少也是这种风气下的产物，它或者可以划入女性文学。仍然是英雄美人，仍然是垓下被围气短情长的一幕，这里的诗眼却是虞姬对自己命运的沉思。一场酣战后项羽沉沉睡去，虞姬走出帐篷，倚着营寨的栅栏凝神结想：“十余年来，她以他的壮志为她的壮志，她以他的胜利为她的胜利，他的痛苦为她的痛苦。然而每逢他睡了，她独自掌了蜡烛出来巡营的时候，她开始想起她个人的事来了。她怀疑她这样生存在世界上的目标究竟是什么。他活着，为了他的壮志而活着。他知道怎样运用他的佩刀、他的长矛、他的江东弟子去获得他的冠冕。然而她呢?她仅仅是他的高亢的英雄的呼啸的一个微弱的回声，轻下去，轻下去，终于死寂了。”果真他得了天下，那就有三宫六院，她终将被冷落、被遗弃。她对自己的思想“又厌恶又惧怕”。但是虞姬犯不着想那么远了。汉军围攻上来，项王要虞姬随他一起突围，虞姬怕他分心，拔出刀来刺进自己的胸膛。她躺在项王怀中，给他留下一句他听不懂的话：“我比较喜欢这样的收梢。”刚才的沉思是这谜语式句子的注脚：与其面对那样的命运，还不如有个漂亮的收场。是以此斩断无穷的烦恼，还是幻想用死换得冥冥中对项王的永久占有?或许二者兼而有之，于是虞姬的自刎成为一个美丽苍凉的手势。
这篇小说的确没有多少中国味道，不唯古装的人物披挂着全副现代思想的甲胄说话，而且虞姬在四面楚歌声中不想眼下的处境，却要多此一举地对另一种看来她已经不会有机会碰上的命运想入非非，实在也有几分蹊跷。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女性意识。张爱玲借这个古装的故事探讨了当代女性的处境：她们意识到自己对男人的依附，洞悉了这依附后面的空虚，却又无力摆脱这种依附，她们就在这两难之境中苦苦挣扎，虞姬的自刎不是真正的解脱，而是将这挣扎定格了——定格为一个美丽苍凉的手势。《霸王别姬》当然还有太多观念演绎的痕迹，几年后张爱玲将为我们勾画出女性的种种“苍凉手势”，那时她已经在其中注入了难以明言的人生感慨。
上学以前，张爱玲的家人是她的读者，在学校里她则有了更多的读者。老师对她的作文大加称道，同学中传观她的小说，这一定是校园生活中最让她愉快的时候。她没有可恃的美貌，也无活泼的性情，交际场中肯定不是个活跃人物，但是她的文章却让她小有名气。学生时代无忧无虑，正是容易醉心于文学的年纪，她的中学同学中试着写诗写小说的也不在少数，像她的同学张怀素，写的《若馨》已是篇幅颇大的小说，而校刊上也尽有名字出现得比她更频繁的作者。可是张爱玲仍然是最受老师、同学看重的一人。
学校的性质很可能也助成了一种文学的气氛。因为是女校，又是贵族化的教会学校，学生大都家境优裕，它的目标不是培养各种专门人才，倒是造就有教养的淑女，日后好做称职的夫人、太太。文学虽然不像钢琴那样可以充作标准淑女的金字招牌，但也是教养之一端，于陶冶性情大有益处的，当然也受到鼓励。这是说文学在校中也可受到鼓励，与重英文轻国文是两回事。这样的环境很容易造就出几个闺秀派的作家，她们的写作颇多消遣自娱色彩，并不指望以此谋生，也不把文学当做须全力以赴的事业，嫁人或是其他一些原因都可轻易地使其放弃写作，出现在校刊上的大多数作者便是如此。所幸张爱玲没有踏上这条路，她有更浓厚的文学情结，当一个作家是她最绚丽的梦想，这个梦有时做得近乎痛苦，如她在《天才梦》里告诉我们的那样。
从中学毕业到一举成名，这中间数年时间里我们只有一个机会去追踪张爱玲作为一个作家的演进轨迹，这也是她步入文坛前在正式出版物上发表的唯一一篇文字，那就是获《西风》杂志征文比赛名誉奖第三名的《天才梦》。据张在《杂志》社主办的“女作家座谈会”上的发言，她发表的第一篇文字是一篇述冒险经历的英文散文，登在《大美晚报》上。但此文似乎在尚未被张氏“打捞”的极少数作品之列，也不知此文在发表的时间上与《天才梦》孰先孰后。因为它是一位被视为“天才”的敏感少女早熟早慧的告白，更因为它已然是一篇近乎“流言体”的散文，研究者均将其视为张爱玲的处女作。
《西风》是30年代极走红的一种综合性杂志，它以“译述西洋杂志精华，介绍欧美人生社会”相号召，注重趣味性、可读性，栏目五花八门，实为西式的鸳蝴杂志，然而因为沾了“洋”的光，虽通俗却仿佛有些身份，故而倾慕西式生活方式的中上阶层体面人家常以读《西风》为时髦。钱钟书在《围城》中写一洋买办的客厅堆了一大堆《西风》，便涉笔成趣将这种风气调侃了一番。《西风》的编辑兼发行人是黄嘉德和黄嘉音，黄嘉德最早将林语堂《生活的艺术》译成中文，林语堂的文章也一直是《西风》的重头戏，而且林语堂还是它的首席顾问，所以说该杂志是林系出版物的外围亦无不可。
仿佛是要让西方之风的影响及于国人的文字，这家杂志对提倡“西洋杂志文”尤感兴趣。所谓杂志文实质上就是一种适于副刊登载的文字，轻松、随便、家常，是林语堂鼓吹的那流小品文的普及版或大众化，其标本似乎就是美国《读者文摘》上最常见的那种文体。为刺激读者都来做杂志文，各将身边事款款道来，《西风》早就搞过征文活动，题目似乎是“我的家庭、婚姻”之类。创刊三周年之际又登出启事，“现金百元悬赏征文”。这一回的题目是“我的——”：我的奋斗、我的志愿、我的梦、我的朋友……我的衣食住行，乃至我的头发、我的帽子等等，均无不可。张爱玲母亲家中大约也订有这种杂志，而林语堂既然那时正是张爱玲羡慕的人物，她多半也是《西风》的忠实读者。看了启事，她选了梦做文章，于是便有了这篇《天才梦》。
启事是1939年的9月刊出的，截稿期是1940年1月15日，所以此文应该写于1939年的年底。《霸王别姬》是两年以前写的，这两年里，张爱玲一定不时打磨着她的那支笔。这一出手真是金声玉振、不同凡响。这里再见不到“新文艺腔”的痕迹，虽是一样喜好雕琢字句、一样爱用华美的字眼，然而遣词行文已然又是一番手眼，别是一个境界了。因为是征文，因为张爱玲善度人意，我们当然多少应该考虑其中“遵命”的成分(“新文艺腔”或说书体在《西风》多半是要碰壁的)，但是《天才梦》亮丽的色调、尖新奇警的设喻、清新脱俗的文风，在在流露出张爱玲过人的禀赋、早熟的聪慧，绝非寻常“杂志文”所能拘囿——那只能出自张爱玲的手笔。
征文规定了那是“夫子自道”式的文章。《天才梦》起首便写道：“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怪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怪”和“才”，恰恰是张迷谈论张爱玲时断断不肯放过的两点。接下来的文字都用来发展这个主题，一半演绎她的“才”：她三岁即会背诵唐诗，七岁写她的第一部小说，她对色彩、音符、字眼的敏感;一半演绎她的“怪”：她不谙女红，她怕见客，她不懂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常识，总之“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这里举出的一些细节我们还将在《童言无忌》、《私语》一类自传性的散文中读到，眼下则是取了断然的排比对照方式，告白、预言的成分大于“私语”。
假如前面的文字才华高些的人都能写得出，那么文末的一段则非张爱玲莫属。她辩称她虽不谙俗务，不会做人，却不是不懂生活。“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啮咬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最后一句结得峭拔突兀，是人所共知的警句。爬满了蚤子的华美的袍这一意象自有一种艳丽颓废的美，用来比喻生命，而又出自一个十八岁的少女之口，令人不由更要对张爱玲的才与怪啧啧称奇。张爱玲的喜好炼字炼句到此也成了正果——她的文字终于捉住了她敏锐的感受。
在《天才梦》中，日后张爱玲散文中交叠互见的两个方面也已经显山露水：一方面是机智俏皮，一方面是隐隐的悲哀。文章的前面部分一直保持着轻松的调子，作者挂了会心的微笑叙说她幼时一本正经的做作，诙谐地调侃揶揄她的“天才”、她的可笑的自信心。可是渐渐地调子低下去，说到她等于废物，说到她的愚笨，仿佛真的便有些烦恼，就好像局外人慢慢走入了局中，到了结尾处，竟是不由得悲从中来。
但是，烦恼虽如同蚤子挥之不去，写作却是令人愉快的，造出了那样的佳句，她一定得意非凡，一开始她也一定在急切地等待着结果。等待却是漫长的，等到征文揭晓，她已在大学里发奋攻书了。
1940年4月号的《西风》上登出了征文获奖者的名单，685名应征者中有13人得奖，照启事的规定，得奖者应是10人，因投稿踊跃，难以割舍，组织者又增设了三个名誉奖，张爱玲叨陪末座，得了名誉奖的第三名。同年的8月号上，《天才梦》与另一篇获第二名的文章一同登了出来。
任何评奖终不免是综合平衡的结果，《天才梦》在杂志文里是奇文，亦可说是偏锋文章，得不到头奖也是意料中事。令张爱玲高兴之余感到遗憾的还不是前几名获奖文章与《天才梦》相比实在平平，而是在刊出之前她不得不忍痛割爱，对她的文章大加删削：征文启事原本限的字数是5000字，但是结果公布之后却没有一概全文照登，名誉奖带安慰性质，自然被打入另册，《天才梦》压缩到了2000字。《天才梦》收入《张看》时张加的附记中有“征文限定字数，所以这篇文字极力压缩，刚在这数目内……影响这篇东西的内容的可信性”等语。但征文启事上规定的字数是5000，想必张寄去应征的稿件比发表者长得多，中奖后编辑依名次分出三六九等，要求张压缩至2000字再行发表也未可知。至于“可信性”云云，可能是指为求行文方便导致某些细节的夸张，或是文章所取的断然的对照方式未免将她的“怪”与“才”弄得过于戏剧化了。几十年后张爱玲提起此事犹有不平，因为压缩影响了它的“内容与可信性”，而第一名或者是全文照登，就长出了许多。那篇文章是《断了的琴弦——我的亡妻》，一篇悼亡之作，内容、文笔俱是平平。
《天才梦》的获奖照理应激发张爱玲的创作欲，再接再厉地不断写出新作，可是此时她已在大学读书，正做着留英深造的美梦，无暇分心于写作，直到三年后自香港归来，她才开始重温她的“天才梦”。《天才梦》遂成为她的少作的压卷之作，而当她重新拿起笔时，她已经少了一些苦恼和困惑，多了几分自信，我们看到的将不是梦，而是一个真正的天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