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和杨绛爱情语录神话
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意逃跑，不愿意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杨绛
人能够凝练成一颗石子，潜伏见底，让时光像水一般在身上湍急而过，自己只知身在水中，不觉水流。
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杨绛经典语录语句。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时吃亏。
年轻时不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一天忽然明白了，时间跑，地球在转，即使同样的地点也没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现在我也这样，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每天看叶子的变化，听鸟的啼鸣，都不一样。
我时常听人吹牛，豪言壮语，使我自惭渺小。我也想吹吹牛“自我伟大”一番，可是吹来却“鬼如鼠”。因为只是没发酵的死面，没一点空气。
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
少年贪玩，青年迷恋爱情，壮年汲汲于成名成家，暮年自安于自欺欺人。人寿几何，顽铁能炼成的精金，能有多少?但不同程度的锻炼，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绩;不同程度的纵欲放肆，必积下不同程度的顽劣。
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胜利，这便是人生哲学。
一般人的信心，时有时无，若有若无，或是时过境迁，就淡忘了，或是有求不应，就怀疑了。这是一般人的常态。没经锻炼，信心是不会坚定的。
读书好比“隐身”地串门，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登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另请高明，和它对质。
一个人有所不足，就要自欺欺人。一句谎言说过三次就自己也信以为真的。
爱情多半是不成功的，要么苦于终成眷属的厌倦，要么苦于未能终成眷属的悲哀。 —— 钱钟书
要人知道自己有个秘密，而不让人知道是个什么秘密，等他们问，要他们猜，这是人性的虚荣。 —— 钱钟书
这就是生离死别比百年团聚好的地方，它能使人不老。不但鬼不会长大，不见了好久的朋友，在我们心目里，还是当年的丰采，尽管我们自己已经老了。 —— 钱钟书
想到你还是想你?我们一天要想到不知多少人，亲戚朋友仇人，以及不相干的见过面的人。真正想一个人，记挂着他，希望跟他接近，这少得很。人事太忙了，不许我们全神贯注，无间断地怀念一个人。我们一生对于最亲爱的人的想念，加起来恐怕不到一点钟，此外不过是念头在他身上瞥到，想到而已。 —— 钱钟书
女人不肯花钱买书，大家都知道的。男人肯买糖衣料化妆品，送给女人，而对于书只肯借给她，不买了送她，女人也不要他送。这是什么道理?借了要还的，一借一还，一本书可以做两次接触的借口，而且不着痕迹。这是男女恋爱的必然的初步，一借书，问题就大了。 —— 钱钟书
我宁可去一个老实简单的乡下姑娘，不必受高深的教育，只要身体健康脾气服从，让我舒舒服服做她的lordandmaster。我觉得不必让恋爱在人生里占据那么重要的地位。许多人没有恋爱，也一样的生活。 —— 钱钟书
这一刹那的接近，反见得暌隔的渺茫。 —— 钱钟书
这种精神上的顾影自怜使他写自传写
宁可我做了官，她不配做官太太;不要她想做官太太，逼得我非做官非做贪官不可。 —— 钱钟书
可是你将来要做官，这种乡下姑娘做官太太是不够料的，她不会帮你应酬，替你拉拢。 —— 钱钟书
同行最不宜结婚，因为彼此是行家，谁也哄不倒谁，丈夫不会莫测高深地崇拜太太，抬头也不会盲目地崇拜丈夫，婚姻的基础就不牢固。 —— 钱钟书
从前愚民政策是不许人民受教育，现代愚民政策是只许人民受某一种教育。不受教育的人，因为不识字，上人的当，受教育的人，因为识了字，上印刷品的当，像你们的报纸宣传品训练干部讲义之类。 —— 钱钟书
人怕出名啊!出了名后，你就无秘密可言。甚么私事都给采访们去传说，通讯员等去发表。这么一来，把你的自传或忏悔录里的资料硬夺去了。将来我若作自述，非另外捏造点新奇事实不可。 —— 钱钟书
为别人做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不防加入自己的主见，借别人为题目来发挥自己。反过来说，作自传的人往往并无自己可传，就逞心如意地描摹出自己老婆儿子都认不得的形象，或者东拉西扯地记载交游，传述别人的轶事。所以，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得看他为别人做的传。自传就是别传。 —— 钱钟书
做文章时，引用到古人的话，不要引用号，表示辞必己出，引用今人的话，必须说‘我的朋友’——这样你总能招揽朋友。 —— 钱钟书
有种人神气活见，你对他恭维，他不推却地接受，好像你还他的债，他只恨你没有附缴利钱。另外一种假作谦虚，人家赞美，他满口说惭愧不敢当，好象上司纳贿，嫌数量太少，原壁退还，好等下属加倍再送。 —— 钱钟书
我们对采摘不到的葡萄，不但可以想象它酸，有很可能想象它是分外的甜。
天下只有两种人。比如一串葡萄到手，一种人挑好的吃，另一种人把最好的 留到最后吃。 照例第一种人应该乐观， 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好的; 第二种人应该悲观， 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坏的。不过事实却适得 其反，缘故是第二种人还有希望，第一种人只有回忆。
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味道不错，何必要去看看那只下蛋的母鸡呢?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
医生也是屠夫的一种。
把忍受变成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最大胜利，灵魂可以自主，也可以自欺。
抗战时期，生活艰难，从大小姐到老妈子，对我来说，角色变化而已，很自然，并不感到委屈。为什么，因为爱，出于对丈夫的爱。我爱丈夫，胜过自己。这种爱不是盲目的，是理解，理解愈深，感情愈好。相互理解，才有自觉的相互支持。
——杨绛
唐晓芙显然是作者偏爱的人物，不愿意把她嫁给方鸿渐。其实，作者如果让他们成为眷属，由眷属再吵架闹翻，那么，结婚如身陷围城的意义就阐发得更透彻了。
——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这是“围城”的含义，不仅指方鸿渐的婚姻，更泛指人性中某些可悲的因素，就是对自己处境的不满。钱锺书很赞同我的概括和解析，觉得这个概括“实获我心”。
——杨绛
月盈则亏，水满则溢，我们的爱情到这里就可以了，我不要它溢出来。
——杨绛《洗澡》
我抚摸着一步步走过的驿道，一路上都是离情。
——杨绛《我们仨》
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锺书总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所以我们仨是不寻常的偶合。
——杨绛《我们仨》
我以为肚里怀个孩子，可不予理睬。但怀了孩子，方知我得把全身最精粹的一切贡献给这个新的生命。
——杨绛《我们仨》
他并不求名，却躲不了名人的烦忧和烦恼。假若他没有名，我们该多么清静！
——杨绛《我们仨》，感叹钱锺书为名所累。
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杨绛《我们仨》
锺书谆谆嘱咐我：“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我要一个像锺书的女儿。
——杨绛《我们仨》
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
——杨绛《走在人生边上》
苏文纨小姐那把飞金扇上题着一首小诗：“难道我监禁你？还是你霸占我？你闯进我的心，关上门又扭上锁。丢了锁上的钥匙，是我，也许是你自己。从此无法开门，永远，你关在我心里。”
——《围城》（出自杨绛的手笔）
我近来常想起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蓝德（W.S.Landor）的几行诗：
“我双手烤着
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
我也准备走了。”
——杨绛《杂忆与杂写》自序
“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把它念给钱钟书听，钱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杨绛答，“我也一样。”
这是默存一辈子写得最好的情书。用他自己的话：“以离思而论，行者每不如居者之笃”，“惆怅独归，其‘情’更凄戚于踽凉长往也”。
——杨绛《第一次下乡》，在经历了几次运动后，她将钱锺书写给她的情书烧了，为此她常感后悔。
少年贪玩，青年迷恋爱情，壮年汲汲于成名成家，暮年自安于自欺欺人。
人寿几何，顽铁能炼成的精金，能有多少？但不同程度的锻炼，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绩；不同程度的纵欲放肆，必积下不同程度的顽劣。
——杨绛《走在人生边上》，百岁感言。
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
——杨绛《走在人生边上》
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得愈远，愈怕从此不见。
——杨绛《我们仨》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杨绛《走在人生边上》
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准备回家。
——杨绛《走在人生边上》
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时吃亏。
——杨绛《走在人生边上》
我是一位老人，净说些老话。对于时代，我是落伍者，没有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轻的朋友，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吸引、支持和鼓励，两情相悦。门当户对及其他，并不重要。
——杨绛
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胜利，这便是人生哲学。
——杨绛《走在人生边上》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锺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杨绛《我们仨》
世态人情，比明月清风更饶有滋味；可作书读，可当戏看。书上的描摹，戏里的扮演，即使栩栩如生，究竟只是文艺作品；人情世态，都是天真自然的流露，往往超出情理之外，新奇得令人震惊，令人骇怪，给人以更深刻的效益，更奇妙的娱乐。惟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而不是面对观众的艺术表演。
——杨绛《将饮茶》
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已经活了一辈子，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
——杨绛《走在人生边上》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
——杨绛翻译自英国诗人蓝德的诗
我第一次和钟书见面是在1932年3月，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见面后老钱开始给我写信，约我到工字厅相会。见面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而我则紧张的回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于是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以至于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inlove了。
1933年秋的一天，我给钟书寄了一封信，不巧被其父钱基博老先生看到了，老先生招呼也不打就擅自拆阅。后来钟书跟我说，老先生看到信后，对我大加赞赏。因为我在信中对老钱说：“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亲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终不受障碍。”老先生边看边赞：“真是聪明人语。”
1935年春，老钱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资格，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但是考虑到老钱这位大名鼎鼎的清华才子从小生活在优裕的家庭环境中，被娇养惯了，除了读书之外，其它生活琐事一概不关心，尤其是不善于生活自理，处处得有人照顾、侍候他。所以我就下定决心跟他完婚一起去英国。
多年前，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我把它念给钟书听，他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我说，“我也一样。”
丈夫钱钟书
锺书常自叹“拙手笨脚”。我只知道他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脚右脚，拿筷子只会像小孩儿那样一把抓。我并不知道其他方面他是怎样的笨，怎样的拙。
1972年的早春，我们从干校回北京不久，北京开始用煤气罐代替蜂窝煤。早起，锺书照常端上早饭，还有他爱吃的猪油年糕，满面得色。我称赞他能蒸年糕，他也不说什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儿。我吃着吃着，忽然诧异说：“谁给你点的火呀？”（因为平时我晚上把煤炉封上，他早上打开火门，炉子就旺了，这一次不是）锺书等着我问呢，他得意说：“我会划火柴了”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划火柴，为的是做早饭。
“文革”期间，某天忽然有部门通知去参加国宴。钟书说：“我不去，哈！我很忙，我不去，哈！”那人说：“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钟书则说：“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那人于是说：“那么，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钟书很直接：“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于是一直没有出门。
有位外国学者读了钟书的《围城》后赞叹不已，打电话说要见他。钟书在电话里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很好，何必一定要去找下这个鸡蛋的鸡呢？”
我们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钟书说它有灵性，特别宝贝。猫儿长大了，半夜和别的猫儿打架。钟书特备长竹竿一枝，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和我们家那猫儿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近邻林徽因的宝贝猫，她称为她一家人的“爱的焦点”。我常怕钟书为猫而伤了两家和气，引用他自己的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猫》的第一句），他笑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
在牛津，我怀上孩子了。成了家的人一般都盼个孩子，我们也不例外。锺书谆谆嘱咐我：“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我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钟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像。我们的女儿确实像钟书，不过，这是后话了。
在我住院期间，钟书只一个人过日子，每天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我说，“不要紧，我会洗。”
“墨水呀！”
“墨水也能洗。”
他就放心回去。然后他又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我问明是怎样的灯，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下一次他又满面愁虑，说是把门轴弄坏了，门轴两头的门球脱落了一个，门不能关了。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
他感激之余，对我说的“不要紧”深信不疑。我住产院时他做的种种“坏事”，我回寓后，真的全都修好。
钟书叫了汽车接妻女出院，回到寓所。他炖了鸡汤，还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瓣，煮在汤里，盛在碗里，端给我吃。钱家的`人若知道他们的“大阿官”能这般伺候产妇，不知该多么惊奇。
我们仨
钟书曾逗阿瑗玩，说《围城》里有个丑孩子，就是她。阿瑗信以为真，却也并不计较。他写了一个开头的《百合心》里，有个女孩子穿一件紫红毛衣，钟书告诉阿瑗那是个最讨厌的孩子，也就是她。阿瑗大上心事，怕爸爸冤枉她，每天找他的稿子偷看，钟书就把稿子每天换个地方藏起来。一个藏，一个找，成了捉迷藏式的游戏。后来连我都不知道稿子藏到那里去了。
每天临睡前钟书都在阿瑗被窝里埋置“地雷”，埋得一层深入一层，把大大小小的各种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等女儿惊叫，他就得意大乐。女儿临睡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里的东西一一取出。钟书恨不得把扫帚、畚箕都塞入女儿被窝，博取一遭意外的胜利。这种玩意儿天天玩也没多大意思，可是钟书百玩不厌。
钟书曾经很认真地跟我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瑗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瑗呢。”提倡一对父母生一个孩子的理论，还从未讲到父母为了用情专一而只生一个。
我们在牛津时，钟书午睡，我临贴，可是一个人写写字困上来，便睡着了。他醒来见我睡了，就饱醮浓墨，想给我画个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回国后他暑假回上海，大热天女儿熟睡（女儿还是娃娃呢），他在她肚子上画一个大脸，挨他母亲一顿训斥，他不敢再画。
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一九九七年，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未，钟书去世。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独留人世间
我是在父亲的引导下开始迷恋读书的，无论是中英文的都拿来啃，慢慢地读书成了我最大的爱好。一次父亲问我：“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我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我答：“一星期都白活了。”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我早年翻译英国诗人兰德的诗句。
锺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锺书走时，一眼未合好，我附到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媒体说我内心沉稳和强大。其实，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堂吉诃德》译稿历经“文革”的摧残，“被没收、丢弃在废纸堆里”，最后“九死一生”，逃过劫难。1978年4月，《堂吉诃德》终于出版。同年6月，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邀请我参加国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