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逸人文唯美句子
孟浩然有比较明显的用世之心,也有良好的入仕条件,但他布衣终生,这在盛唐诗人群体中显得比较独特。
孟浩然的诗歌,其中《夜归鹿门歌》和《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两首诗表现了孟浩然不同的生活态度,前者显示出隐逸的情怀,后者却表达了鲜明的出仕意愿。这种矛盾心理很多诗人都有,但孟浩然却在这个群体中显得比较特殊。其他人或多或少都有仕宦的经历,大多是在仕途遇挫时才产生真隐的意愿。孟浩然却终生未仕,除了游历四方外,就是在家乡隐居,人生履历简单得如同一幅写意画。
《新唐书・孟浩然传》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阳人。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隐鹿门山。年四十,乃游京师。尝于太学赋诗,一座嗟伏,无敢抗。张九龄、王维雅称道之。维私邀入内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维以实对,帝喜曰:“朕闻其人而未见也,何惧而匿?”诏浩然出。帝问其诗,浩然再拜,自诵所为,至“不才明主弃”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采访使韩朝宗约浩然偕至京师,欲荐诸朝。会故人至,剧饮欢甚,或曰:“君与韩公有期。”浩然叱曰:“业已饮,遑恤他!”卒不赴。朝宗怒,辞行,浩然不悔也。张九龄为荆州,辟置于府,府罢。开元末,病疽背卒。
“一座嗟伏”“张九龄、王维雅称道之”,连唐玄宗都“闻其人而未见也”,说明孟浩然在其生活的时代即享有盛名。通览孟浩然的诗歌,我们发现孟浩然虽然只是一介布衣,却结交甚广,朋友中不乏朝廷高官,除了张九龄、王维外,还有以喜欢提拔后进闻名的韩朝宗、贺知章等人。可想而知,孟浩然得到他们的举荐并不是一件难事。
“年四十,乃游京师”“于太学赋诗”说明他主观上希望入仕,此前“隐鹿门山”之举应该和那个时代很多的读书人一样,是一种提高自身声誉的姿态和方式。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孟浩然去世前4年)他应邀入张九龄荆州长史幕府,虽然不到一年即返故居,但这一举动表明孟浩然确实如其诗中所言,“魏阙心恒在,金门诏不忘”(《自浔阳泛舟经明海》)。在主客观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孟浩然依然终生布衣,这在推崇积极入世、进取精神非常强烈的盛唐时代显得非常特殊。在《新唐书・孟浩然传》中,我们发现,是孟浩然孤高的性格和一次重要却糟糕的偶然遭遇,使他错失入仕机会。
孟浩然孤高的性格在他与韩朝宗约而不赴的举动中可见一斑。既然有约定,说明孟浩然希望得到韩朝宗的引荐,至少是他答应了韩朝宗的引荐。韩朝宗名满天下,时人有“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李白《与韩荆州书》)之说,孟浩然显然不是对他个人有什么成见。孟浩然后来还曾寄诗给韩朝宗,中有“自牧豫章郡,空瞻枫树林”(《和张判官登万山亭,因赠洪府都督韩公》)之句,表达对韩的怀念之情。临期不赴之举,不是对引荐者的不尊重,而是孤傲的性格使他不愿意表现出殷勤之态。这种性格使他在入仕之路上虽有动力,却缺乏后劲。毕竟在求仕之路上,既需要他人的援引,更需要个人的汲汲谋求。
在孟浩然留下的260余首诗歌中,投赠求荐的诗歌很少,比较有名的就是《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但在这首诗中他没有一句对张丞相的赞美之词,不像一般的求荐诗。即使狂傲如李白,希望得到韩朝宗举荐时也会写出“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李白《与韩荆州书》)这样的谀辞。孟浩然虽有“谁能为扬雄,一荐甘泉赋”(《田园作》)的强烈愿望,最终却只能发出“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留别王维》)的怨叹,这不能不说是“性格决定命运”。
“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说明孟浩然多少有正直仗义、扶危济困的性格,这种性格本质上与他“愿随江燕贺,羞逐府僚趋”(《和宋大使北楼新亭作》)的思想倾向是一致的。孟浩然的家乡在湖北襄阳,他早年隐居鹿门山,侍亲读书。这种隐居生活,无疑也陶冶了孟浩然的性情。“垂钓坐磐石,水清心亦闲”(《万山潭作》),秀美的山水与孟浩然的心灵完完全全地融而为一。襄阳除了优美的自然环境外,还有深厚的人文积淀和历史悠久的隐逸传统,其中对孟浩然影响最大的是汉末的庞德公。“昔闻庞德公,采药遂不返”(《登鹿门山》),“闻就庞公隐,移居近洞庭”(《寻张五回夜园作》)等诗句表达了他对庞德公的敬仰之情和追随之意。闻一多先生说:“孟浩然原来是为隐居而隐居,为着一个浪漫的理想,为着对古人的一个神圣的默契而隐居……无疑的那成为默契的对像便是庞德公。”家乡先贤对一个人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弃官不就,采药不返,庞德公的诗意人生无疑是孟浩然倾慕的对象,而这种神往之心会随着人生阅历的加深而不断强化。
在孟浩然的诗集中,可以看到他交往的朋友中有不少是僧人、道士和隐逸之人。如《襄州景空寺题融上人兰若》中的高僧融上人、《还山贻湛法师》中的高僧湛然法师,《赠道士参寥》《伤岘山云表观主》《清明日宴梅道士房》等诗中提及的道士,另外像王迥、张五、郑�等皆是隐逸之人。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可能有多种因素,对孟浩然来说,与这些隐于士林的朋友交往,一定会强化他思想性格中隐逸避世、超然物外的思想,使得他虽然始终抱有用世之志,却在仕途上遇到需要加力的时候不够主动,更不愿意牺牲个人品格折腰屈从,所以终其一生都徘徊在入仕和归隐的矛盾之中。
孟浩然在入仕之路上有一个梦幻般的开局,就是与唐玄宗的无意会面。史册中君臣风云际会的场景很多,可惜孟浩然没有把握好这个机会。我们现在读他在皇帝面前诵读的这首诗,都会把“不才”理解成自谦之语,而“明主”自然是反语,句中充满着一种怨怼之气。而孟浩然肯定不是要在这次偶然的“面试”中有意对皇帝有所抱怨,只能理解为他不会把骋才和颂君完美地结合起来,从根子上来说,还是他孤高正直的性格使然,他不会违心地去赞美别人,即使面对的是皇帝。
可以想见,这次会面对年已四十、应试落第的'孟浩然心理打击有多大。面对皇帝“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的指责,他没有解释的机会。给皇帝留下如此糟糕的第一印象,谁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在以后的十几年里,孟浩然或许还有机会可以入仕,但这次猝不及防的会面给他留下的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使他在跃跃欲试的同时又心有余悸。
与孟浩然有着类似经历的宋仁宗时的柳永,因其《鹤冲天》词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句子,所以在考试成绩已过关的情况下,因被皇帝批示“此人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而落榜。失意后的柳永干脆自称“奉旨填词”,从此无所顾忌地纵游歌楼酒馆之间。这种行为看似潇洒,其实是精神极度失落之后的自我排遣,或者说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意味。但柳永此时毕竟年轻,尚有重整旗鼓的心力。孟浩然年已四十,要祛除这样的心理阴影就绝非易事了。
本性非仕宦之人,开局又这样糟糕,再加上家乡襄阳秀美风光的吸引和家乡先贤庞德公的心灵召唤,“隐鹿门山”也就顺理成章地从生活的方法变成了孟浩然生活的目的。
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显隐,实际上指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风格和表现手法。所谓“隐”即隐晦曲折,指的是含蓄隐曲的风格和表现手法;所谓“显”,即显豁,指的是率直浅切的文学风格和表现手法。一般说来,中国的古典文论称誉含蓄手法者多,但也有许多作家刻意追求直白显豁的风格,甚至形成一些文学集团和风格流派,如中唐时代的新乐府诗派,宋代苏舜钦和梅尧臣追求的苏梅体等。下面分别加以述论:
含蓄
含蓄即含而不露、隐晦曲折之意,与诗歌创作中的浅平直露,一览无余,略无余蕴相反,它是中国古典诗歌追求的一种美学境界。诗歌的含蓄实际上包括两层内涵:一是题旨即内容上的含蓄,一些题旨,诗人不愿明言、不能明言或不敢明言,故意说得隐约含糊,让人捉摸不透,如李商隐的一些《无题》诗、阮籍的《咏怀》诗等;另一种是手法上的含蓄,诗人采用借代、暗示或印象等手法,造成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言已尽而已无穷,如钱起的《湘灵鼓瑟》结尾“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又如李贺《雁门太守行》采用的印象连缀方式等,使读者从诗人有限的描叙中获得无穷之意蕴。
一、含蓄风格的形成和发展
含蓄的手法,早在先秦诗歌中就有运用,如《诗经·蒹葭》,那种“宛在水中央”的朦胧,“所谓伊人”的隐约,以及追求的具体内涵,都带有相当的不确定性;《陈风·株林》以隐约朦胧的方式达到尖锐嘲弄的目的,可以说是开了含蓄朦胧手法的先河。但在先秦至六朝典籍中,虽未具体提及“含蓄”一词,但已推许类似的手法,《文心雕龙》有《隐秀》篇,认为“情在词外曰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隐以复义为工”,这为含蓄理论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最早提到“含蓄”一词的似在唐代,如杜甫《课伐木》:“舍西崖
到了两宋,含蓄作为一个主要的批评标准被广泛地运用到文学批评中去。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记载了梅尧臣的一段重要论述。梅尧臣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现于言外,然后至也⋯⋯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殆难指陈也…..若温庭
降及明清,以含蓄评诗文更成为惯则。清代“神韵”领袖人物王士
二、诗歌含蓄风格的形成原因
1、与儒家的“委婉蕴藉”人文观和道家的“得意忘言”哲学思想有关
周人尚礼。礼的原则在周代这一宗法等级制社会贯彻生活各领域。礼尚敬让。敬让则须下己推人,有谦卑之辞、恭维之语、三揖三让之节,由此决定了礼在表现方式上的蕴藉性:“君子之于礼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见也,不然则己
其次,与道家的“言不传意”的人文观有关。
鲁迅曾说过:中国的士大夫说来是孔孟的门徒,实际上是老庄的私淑。老庄思想对中国士大夫的影响确实很大,且不说魏晋时代士大夫的发言玄远,多 “柱下之旨归”,就是唐宋以还,无论是李白、白居易,还是苏轼、王安石这些中国的一流诗人,他们的思想、作品,无不带有老庄“逍遥游”、“齐物论”的深深烙印。诗人们的思想倾向和创作内容自然会影响到他们的创作手法和审美倾向,所以老庄的“言不传意”的哲学思想也表现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之中。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知者不言”(《道德经》);庄子说:“道不可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庄子·天道篇》和《庄子·水篇》说得更具体:“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也”。司空图“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梅尧臣的“含不尽之意,现于言外”;严羽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皆源于此。
2、含蓄也符合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和审美习惯
日常生活中,人们大都有这样的审美体验,即含而不露的事物总比浅露、单一的事物更能让人赏心悦目、启人深思,因为它可以唤起人们的审美注意和丰富的审美联想,而浅露单一,则会引起审美疲劳。“接天莲叶无穷碧”固然有气势,但“小荷才露尖尖角”更有情思;“风吹草低见牛羊”给人苍茫之感,而“草色遥看近却无”更有审美趣味。所谓“远山一起一伏则有势,疏林或高或下则有情”。这种对自然物的审美态度自然会反映到艺术领域。人们在绘画中追求象外之韵,所谓“意在笔先,画尽意在”,“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景愈藏,境界愈大,景愈露,境界愈小”等等;音乐上追求弦外之音,讲求“大音希声、至乐无乐”,“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等等;书法上探求笔墨之趣,强调笔势贵藏锋,所谓“用笔之势,特需藏锋,锋若不藏,字则有病”;笔意贵涵泳,所谓“笔意贵淡不贵艳,贵畅不贵紧,贵涵泳不贵显露”;结构布局上贵气韵生动,所谓“乍显乍晦,若行若藏,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等等;戏剧语言则重视潜台词,戏剧结构中讲究“静场”,以及李渔所谓“小收煞”、“宜作郑五歇后,令人揣
3、崇尚含蓄是中国文学艺术的审美传统
陆机《文赋》说:“函绵
4、含蓄在文学创作中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能拓展诗作的想象空间,阔大诗作的内涵和容量,唤起欣赏者的审美参与意识
含蓄对诗人而言,意味着在文本中艺术地建构起开放性的召唤结构,就欣赏者来说,则意味着艺术审美的深度参与。含蓄的作品由于其思想内涵没有表面化和简单化,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不确定性,由于这种诗的空间有着“景外”的巨大空白和“象外”的开阔地带,所以不仅为创作主体指出了一条拓展诗的空间的途径,而且也把接受主休形象思维活动的轨迹引向更加深
5、由于现实生活的丰富复杂,有时在表达上必须采用含蓄手法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现实生活,丰富复杂。生活中有些话或者不便明言,或者不宜明言,或者不必明言、或者不敢明言,必须采用含蓄的手法来表达。
不便明言的,如李益的《伴姑吟》:
十六作伴姑,含情语邻母。
今年新嫁娘,问年才十五。
据袁枚《随园诗话》记载:越中风俗,娶新
不宜明言的,如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不必言明的,如于
花开蝶满枝,花落蜂还稀。
唯有旧巢燕,主人贫亦归。
这首诗是讽刺世态炎凉的。以蜂蝶比喻趋炎附势之徒,以燕子垒窝旧巢赞誉气节操守。喻体蜂蝶采花、燕子垒窝皆是人们常见的生活现象,趋炎附势也是人们熟知的一种普遍现象,所以不必特别挑明。
不敢明言的,如茜桃的《呈寇公》:
一曲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
不知织女萤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
“寇公”指北宋时宰相寇准,茜桃是他的侍妾。据说,寇准生活非常奢侈,常在酒宴上将成捆的绫绸赏给歌女。作者有感于此,故“呈”诗相讽。但寇准是气焰熏天的宰相,自己只是一个侍妾,稍有不慎,不但讽谏的目的达不到,还会惨遭不测。所以出于义愤和良心不得不言但又不敢明言,只好采用迂曲的手法,去指责歌女们贪得无厌,唱一支曲子可以如此重赏仍然嫌少。她们哪里知道,农家织女在萤火般微弱的窗灯之下,要抛掷多少次梭子才能织成一束绫呢?实际上,明说 “美人犹自意嫌轻”,暗则指“大人犹自意嫌轻”,不知爱惜民力民财。
三、含蓄手法的分类
含蓄的内容是靠含蓄的手法来表达的,其手法,主要有以下三种:
1、点明有含义,却不说出含义是什么
如陶渊明的《饮酒》(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悠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诗人咏歌隐居之乐,表达他对喧闹的世俗官场的
李白的《山中问答》也是欲吐半吐,不直接点明含义的真正内容:
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诗人用设问设答的形式,首先让对方提出问题:为何要栖隐山中?诗人对此是笑而不答。但是又并非拒绝回答,因为下面两句“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已部分作了回答:这里风景很好,同世俗社会大不一样。但究竟好在何处?不一样在什么地方,诗人并未点明。此诗写在天宝四年诗人从长安被“赐金放还”之后,三年的长安供奉生活,使他看透了上层的腐朽没落,也使诗人致君尧舜的人生理想发生重大改变,从此开始归隐和漫游生活。诗人“栖碧山”,寻求“别有天地”的另一种生活方式,正是这种新的人生选择的表现。诗中所说的桃花流水杳然去并非单纯的景物描写,实际上暗含“桃园理想”,因为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渔人“缘溪行”找到杳然隔世的桃花源,这里的“黄发垂
与此相类的还有杜甫的《秋兴八首》其四:
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
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
直北关山金鼓振,征西车马羽书驰。
诗的结尾写道“故国平居有所思”,但所思的内容并未告诉读者。但通过前面的景物描述和感慨的抒发,我们已大
另外,像辛弃疾的《采桑子·书博山道中壁》:“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虽明言不说——“欲说还休,欲说还休”,但毕竟前面已说出自己年老后“识尽愁滋味”,而且只要了解辛弃疾生平遭遇的读者都会知道诗人 “愁”的主要内涵;李商隐《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开头说是“思华年”,结尾又说“此情可待成追忆”,这都意在点明这是回忆昔日时光的诗篇,但诗人究竟在回忆什么,究竟是什么让他当时就很“惘然”,今日又“追忆”不已,诗人始终没有明言,这与辛弃疾的《采桑子·书博山道中壁》一样,都是一种欲吐半吐的含蓄手法的运用。
2、不点明有含义,抒写很婉转,但含蓄程度稍浅,含义稍微明显
如孟浩然的《临洞庭湖上张丞相》:“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前四句描绘洞庭湖浩
中国古典诗词中,像这类不点明有含义,抒写很婉转,但含蓄程度稍浅的诗歌还很多,如白居易的《南浦别》:“南浦凄凄别,西风袅袅秋。一看肠一断,好去莫回头”;皇甫曾《淮口寄赵员外》:“欲逐淮潮上,暂停渔子沟。相望知不见,终是屡回头”,两诗皆是抒写惜别之情,前诗要求离别的友人“莫回头”,后诗写离别的友人“屡回头”。前诗是诗人的主观愿望,后诗是客观再现实际情形;前诗是表现,后诗是再现,但都含蓄地表现了依依难舍的惜别之情。从表现手法上来看,白居易的《南浦别》技巧上更胜一筹,因为要求离别的友人“莫回头”的前提是友人“屡回头”,在情感上比皇甫曾《淮口寄赵员外》更深一层。林升《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陈与义《牡丹》:“一自胡尘入汉关,十年伊洛路漫漫。青
3、抒情叙事,寓意深沉,含蓄程度很深
有一些诗歌,通过其抒情叙事,明显感到诗人并非在就事论事,有内在的含蕴,但又无法指实,甚至无从索解,因为其含蕴很深。如前面曾提到的李商隐的《锦瑟》,诗中提到“一弦一柱思华年”、“此情可待成追忆”,说明与诗人当年的生活有某种关联,但究竟有何种关联?诗人不肯明言,只有模糊的暗示,因此出现多种索解:有人认为与当年的爱情生活有关,有人甚至指实“锦瑟”为令狐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
嫦峨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诗中无论是写孤独的环境及氛围,还是写“悔偷灵药”,表面上是写嫦娥,实则有弦外之音。与其说写的是嫦娥的处境、心情,并对其体贴、同情,不如说是诗人孤清凄冷情怀和不堪忍受寂寞痛苦的心灵独白。此诗妙在有韵外之致,收到了语近而情遥、含吐而不露的艺术效果。
诗意含蓄深沉的古代诗人既然不止李商隐以及他最有名的无题诗,李贺也是其中的一位,如《雁门太守行》: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
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
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由于此诗采用印象联缀合、色彩浓烈的印象派表达方式,整首诗意含蓄朦胧。通过诗人的描绘,我们所能明确的大
又如韩诩的《寒食》,也是一首含蓄深沉,需要深度索解的诗: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清烟散入五侯家。
表面上看,似乎是在咏歌京都的太平景象,赞叹皇家对大臣的关怀,其实诗旨正相反:它不是咏歌赞颂而是讽刺和鞭挞,它是哀叹唐末皇权的衰落和宦官的专权。因为寒食节是古代是禁止烟火的,除了皇宫(禁中)享受特权可以燃烛外,民间连灯也不许点,所谓“贫居往往无烟火”(孟云卿《寒食》)。至于他乡游子,寒食节引发的更是思乡的悲愁:“他乡寒食远堪悲”(孟云卿《寒食》)。但韩诩这首的《寒食》,却点出一个奇怪的现象,除了“汉宫传蜡烛”外,“五侯” 之家也有“清烟散入”。诗中所云的“五侯”出于一个典故,是指东汉时五个专权的太监。以汉代唐,这是唐代诗人常用的手法,而宦官专权正是唐末主要的弊端之一,也是唐亡的一个主要原因。此诗从寒食节“五侯家”可以生火这个生活细节切入,暗示唐末的宦官可以享受只有皇宫才可以享受的特权,这首诗讽喻皇权衰落和宦官擅权的“象外之旨”就不言自明了。诗论家吴乔就曾明确指出这一点:“唐之亡国,由于宦官握兵,实代宗授之以柄。此诗在德宗建中初,只‘五侯’二字见意,唐诗之通于春秋者也”(《围炉诗话》)。诗意含蓄,更富情韵,真可谓言有尽而意无穷。据孟
元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此诗写宫女幽怨之情,意境深婉含蓄,既倾诉了宫女无穷的哀怨,又寄托了诗人深沉的盛衰之感。诗人创造意境用了两种手法:一是以少总多。此诗具有举一而反三,字约而意丰的特点。全诗二十个字,地点、时间、人勿、动作,全都表现出来,构成了一幅非常生动的后宫生活画面。尤其妙在“说玄宗”三字,含蓄而多感慨,正如沈德潜所评“说玄宗,不说玄宗长短,佳绝”(《唐诗别裁》)。《养一斋诗话》说“‘寂寞古行宫’二十字,足赅《连昌宫》六百字,尤为妙境”。它的成功在于诗人创造了意境上深沉的含蓄美。
二是意在言外,如李白的《玉阶怨》:
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
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
正如萧士
以上说到中国古典诗歌常用的三种含蓄表现手法,其实也是中国古典艺术通用的手法,诗画同源亦同理,含蓄也是中国画追求的至境。沈宗
四、如何创造含蓄美
一首诗是否达到了“空白”、“含蓄”的美学境界,关键要看其意象的营构能否离形得神。只有超其形,才能取其神;唯有取其神,才能使诗作灵动
1、言微旨远,以小写大
“言微旨远,以小写大”,这是诗歌创造含蓄美的重要手法之一。清刘熙载在《艺
2,烘云托月,以此写彼
诗人为了追求境界的含蓄,韵味的浓郁,创作时往往力避正面突破,明言直抒,而是侧面迂回、出奇制胜,使之言见于“此”而意显于“彼”,收言短而情长之效。金圣叹说“画云者,意不在云也。意不在云者,意固在于月也。此即‘烘云托月’之谓”(《增订金批西厢》)。如刘
3、欲露还藏,以藏写露
宋人张戒谈诗词创作上大忌时说:“情意失于太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欲露还藏,以藏写露的含蓄手法,与我国传统的绘画中“空白”理论是密切相通的。在中国绘画中,有时在景物之外特意留下大片空白,让无限的空间通过画面有限的空间中表现出来的,让观者从中产生无限的想象。在这种留有大片空白的画面上,画面中所有的物象看上去似乎都在向着那个巨大的空白也即无限的空间投射、延伸。它是“可望”的,同时又是“不可及”的;是景内有限的,又是景外无限的。与此相同,古典诗歌也是以有限表现无限来创造含蓄美,也有一个意向瞄准的目标,但又是感官不可触及的,这就是“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而这个诗歌之外的景象的内涵,就是诗歌之内景象潜在的沉思、情感的积淀和创作主体心灵的对象化。它是形与神、物与我、情与境、有限与无限的统一体。
4、了无痕迹,以影写竿
“立竿见影”,是指在光线的照射下,构成的“竿”和“影”的关系。古人云“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这就是由影而知形。古典诗人也深深感到,有些描写对象不管如何绘形
显豁
所谓显豁与含蓄相反,它是用通俗的语言、直白的方式、平淡的风格去叙事抒情,点明题旨。同含蓄一样,它也是中国古典诗歌一种极其重要的特征,无论从诗歌的风格、还是诗歌的表现手法,显豁都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
从题材上看,它以俗为雅,扩大了诗歌的题材范围,更好地反映现实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特别是更为真实地反映了世俗生活。诸如饮茶、品酒、食粥;做梦、斗嘴,落齿、落发、足痛、打情骂俏、市井生活、小女婚嫁,乃至腹泻、打
从表现手法上来说,它在含蓄之外另立一宗,使反映现实生活的手段更为丰富,如前面举过的李益的《伴姑吟》,用含蓄的手法描叙一位常当“伴姑”的姑娘想出嫁的愿望,表现的是江南女性的那种羞涩、娇柔,也有着南朝乐府特有的缠绵婉转,迂回含蓄。但中国如此之大民族又如此众多,地域和民族的差异如此明显,如果用同一种手法表现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姑娘待嫁时的心态和表现,就显得单一而且不符合实际《北朝乐府·地驱乐》中那位想出嫁的姑娘,表达方式就完全不一样:“驱羊入谷,白羊在前,老女不嫁,踏地呼天”。连羊都有领头的,我怎能没有当家人呢。我都这么大了还没有出嫁,能不踏地呼天吗?比起《伴姑吟》,前者曲吐情怀,迂回委婉,显得饶有韵味;后者坦诚直率,直抒其情,更显北方民族的剽悍刚直性格。
从语言上看,通俗直白的语言也具有不可替代性,朦胧含蓄的语言是一种美,浅切直白也是一种美。因为,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知识层次不同、性格习惯各异,也不可能使用同一种风格、同一种知识层次的语言。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其语言自然也应典雅通俗各异。中国古代的著名诗人,他们都善于使用不同的语言使人物更富性格特征,描叙更富特色,例如杜甫,即能写出“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这种格律森严、气象万千的诗句,也有“叫妇开大瓶”“回头指大男,渠是弓弩手”这类通俗的诗句,因为后者更符合一位老农的身份;李清照有“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这样典雅的诗句,也有“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样通俗的口语。正如诗僧惠洪所说:“句法欲老健有英气,当间用方言为妙,如奇男子行人群中,自然有脱颖不可干之韵”。俗语的运用,可使诗歌获得一种张力。这无疑会激发文人们诗作歌创作的新活力,激发他们产生创作的兴趣。
一、诗歌显豁风格的形成原因
1、源于人们思想感情的丰富性和表达方式的多样性
诗歌是用来反映现实生活抒发人们思想感情的。现实生活丰富多彩,它有南北的差异、东西的不同,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不同职业、不同教养、不同性别的人们对同一事件的处理结果和表达方式都会有所不同。人们表达思想感情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有的痛快淋漓、有的迂回婉转、有的直截了当、有的拐弯抹角。因此,诗歌作为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具有“露”和“藏”的不同和“显”与“隐”的区别,就是一种必然。
2、与文学传统有关
诗歌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产生含蓄隐晦和直白显豁两种截然不同的表达方式。在中国诗歌的源头《诗经》中就是如此:《
3、显豁是诗歌风格的另一种美学形态,也是一些诗派的刻意追求
这在宋诗中表现特别突出。宋代诗人把以俗为雅视作一种新的创作追求。喜用世俗的题材内容、粗浅的俗语方言,经过作者的提炼和处理,使之进入诗这一高雅的文学殿堂,并具有审美意境。最早提出以俗为雅观点的,是北宋时期诗人梅尧臣。他把“平淡”提到创作追求的最高境界,所谓“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在创作实践中,也是“发纤
宋代诗人以俗为雅的创作追求与宋人喜欢创新的理念有关。宋代诗人好读书,因此对于前人诗文的突出成就有清醒的认识:“世间所有好句,古人皆道之”;“世间好言语,已被老杜道尽”;“世间好俗语,已被乐天道尽”。可见当他们面对古人,尤其是唐代诗人的辉煌成就,觉得若按传统的写作方式无法超越古人,因此在心理上有压力,因此只得另辟蹊径,与古人、与唐人抗衡,所以他们开始作新的尝试与探索。其创新尝试之一,就是以俗为雅。
4、与唐宋以后兴起的禅宗思想有关
显豁、直白的诗歌风格兴起与普及,还与唐以后兴起的禅宗思想影响有关。禅宗思想对诗歌的影响诗主要是两方面:其一,题材上,禅宗公案多举日常世俗之事,对唐以后诗人的生活态度和审美态度的世俗化有所影响。禅宗是佛教的世俗化,其主要主张为“顿悟成佛”,不用出家,“凡人皆可成佛”(《古尊宿语录》卷四)。《临济慧照禅师语录》云:“道流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之事,屙屎送尿、著衣吃饭,困来即眠”。这就使原本抽象的佛教教义变得很世俗,修练成佛也变得极为容易。所以,唐代以后的文人多雅好佛事,在家习佛,且与佛家有着十分密切的交往,生活态度和审美态度皆受禅宗影响,当然也会表现在创作题材和诗歌风格上。其二,从语言上来说,禅宗典籍通俗活泼的语言风格给了唐以后诗人以直接的启示,并对士大夫思想、行为、语言等产生了一定影响。宋代僧人释了元的《与苏轼书》中有段对佛法的阐释:“(佛法)在行住坐卧处,着衣吃饭处,屙屎撒尿处,没理没会处,死活不得处”(《全宋文》卷一七三九)。用世俗眼光来阐释佛法的无处不在,语言通俗活泼。苏轼在与释了元交往的过程中,自然也会受到这种语言风格的影响,影响他的雅俗观。比如他曾说:“一念清静,墙壁瓦
5、与时代风尚、其它文学形式影响有关
二、诗歌显豁风格的相关表征
1、题材上注意表现日常生活的寻常生活,写平常人的细致感受、复杂情感
赵冀在《瓯北诗话》中谈到中唐韩孟诗派和元白诗派的区别时说:“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所谓“务言人所共欲言”即诗歌所反映的都是现实生活中人们司空见惯的事情,即人人皆可见、可感之寻常事物。白居易的诗歌就常常表现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事物,如初见自己
如前所述,宋代诗人在创作上追求以俗为雅,表现在题材选取上也是注意表现日常生活,写平常人的细致感受。以写日常饮食为例,《全宋诗》中,描写食物的诗篇不胜枚举,内容也五花八门,涉及肉类、鱼类、粮食、瓜果、点心等多种,宋人把自己吃过、看过或者只是听说过的食物都写到了诗歌当中。如苏轼就有《
宋人也有关于落齿的诗,如辛弃疾《卜算子·齿落》:“刚者不坚牢,柔底难摧挫。不信张开口角看,舌在牙先堕。已阙两边厢,又豁中间个。说与儿曹莫笑翁,狗
2、表达方式上诗意显豁,直接道出
鲁迅“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作文秘诀》),这是作文的秘诀,也是诗歌平实显豁诗风的要求。它在表达方式上要求直抒其情、直陈其事,不作粉饰雕琢,也不曲折含蓄。杜甫的诗歌尤其是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
这首诗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诗人直截了当抒发自己听到平叛胜利消息时的惊喜之情。诗人通过听到捷报之时的涕泪交流、漫卷诗书、放歌纵酒、手舞足蹈的情状来直接表达了自己的狂喜。然后直陈自己下一步打算: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
白居易的写景抒情诗、记游诗,也多是直陈其事,很少雕饰,给人一种朴实显豁之感,所表达的感情,深沉而又真挚。如《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聊书所怀,寄上浮梁大兄、於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及下
2、语言上浅切通俗,明白如话
刘熙载在《艺
白居易诗歌的平易浅切诗风的形成,不仅表现在表达方式的直白显豁,也表现在语言的通俗浅切上。他每做一首诗,力求老妪能解。刘熙载曾称赞白居易诗歌“用常语得奇,此境良非易到”。白居易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深刻的道理,有别于用奇语造意,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他在《新乐府序》中明确地表白自己的诗作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他的讽谕诗皆是“篇首标其目,卒章显其志”,将创作题旨交待得清楚明白。《卖炭翁》描绘那位“伐薪烧炭南山中”的卖炭老人是“满面尘灰烟火色,两
3、结构平直顺畅
显豁的诗歌在结构上往往按时间或事情发展的顺序一叙到底,很少“逆起”,很少“倒叙”,很少波澜。如杜甫的《石
暮投石
诗中描述诗人夜宿石
在中国古典诗词中,这类诗歌还很多,如白居易的《卖炭翁》,按照烧炭——卖炭——炭被宫使抢去这样一个时间和事件的发展经过去描叙,事件结束,叙事也就戛然而止。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围绕咏雪和送别这个主旨分为两大部分,前半段咏雪,后半段送别,中间用“
显豁诗风结构上的平直顺畅,不仅表现在叙事诗中,在以抒情或议论为主的诗作中也有表现,如黄庭坚的《跋子
4、风格质朴、平淡
前面曾提及,宋人刻意在典雅含蓄之外另创体派,追求一种以俗求雅的新径。黄庭坚作为宋诗代表的江西派领头人,其诗风除了学习杜甫,特意拗折外,也有其质朴、平淡的一面,如《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二首:
投荒万死
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
满川风雨独凭栏,绾结湘娥十二
可惜不当湖水面,银山堆里看青山。
黄庭坚作为元祐党人受到复辟派的清算,于绍圣二年(1095)被贬为
黄庭坚还有首《牧童》诗,也是分外朴实平淡:“骑牛远远过前村,短笛横吹隔陇闻。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这首诗倒确实有寄托,有所谓弦外之音,但这寄托则是直接道出:“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蛩吟罢一觉才宁贴,鸡鸣时万事无休歇”,心劳力竭,比起牧童的横骑牛背的无忧无虑,“短笛无腔信口吹”的逍遥自在,真是天壤之别,这就是作者明白道出的人生感悟,呈现的仍是质朴平淡的诗歌风格。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由于诗人们将此视为至境,刻意追求,这类风格的诗篇相当多,如以诗歌平淡醇美著称的孟浩然就有很多这样的诗作:他的《过故人庄》,简洁质朴地记载一次在农家老友处做客的经过:故人邀客、开轩对饮、闲话桑麻,临别再邀,简朴得像一则日记。但故人的情谊、田园的风光、农家的乐趣却扑面而来、至真至诚。一个“开轩面场圃”的普通农家,一顿极为普通的“鸡黍”饭,描写的是眼前景,使用的是口头语,叙述层次也完全是顺其自然,却被表现的如此富有诗意,笔调竟然如此轻松,使我们忘记这居然是一首格律森严的律诗。闻一多说这首诗“淡到看不见诗”(《孟浩然》),沈德潜称赞此诗“语淡而味终不薄”(《唐诗别裁》),都意在称赞孟诗这种质朴平淡的风格。他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更是家家户户作为童蒙教材。平易浅切、自然天成,没有一点人工斧凿的痕迹,但它言浅意浓、景真情真,整首诗就像行云流水一样平易自然,又悠远深厚。他的《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更是一首风韵天成的小诗,淡中有味,含而不露,虽在表现
三、诗歌如何做到显豁
1、向现实生活学习
宋代诗人杨万里的诗歌构思奇特、风趣诙谐,笔随景转,被人誉为“诚斋体”。“诚斋体”的基本精神就是回归自然,于宋代大多数诗人尤其是江西派的注重书本和内省不同,杨万里强调“感物”,向生活学习。他说:“春花秋月冬冰雪,不听陈言只听天”(《读张文潜诗》),这里的“天”即指现实生活中的自然万物。他把向生活学习作为诗歌创作的一条根本法则:“山思江情不负伊,雨姿晴态总成奇。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下横山滩头望金华山》)。正因为如此,他的许多名句都极富生活气息,形象生动而准确,如“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小池》);“江欲浮秋去,山能渡水来”(《题湘中馆》);“风烟绿水青山国,篱落紫茄黄豆家”(《山村》);“风将春色归沙草,天放晴光入浪花”(过平望));“青编翠竹风窗月,白洒红
向生活学习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向民间学习语言。民间的口语非常生动通俗,很多古典诗人都刻意将生动的民间口语采入自己的诗中,以增强形象性、生动性和感染力,杜甫就是其中极为成功的一位。尽管他很讲究字句的推敲,“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也很讲求格律的精严,“老来渐于诗律细”,但并不排除他对民间口语的吸收和运用,如《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中的“叫妇开大瓶”,“月出遮我留,仍嗔问升斗”,俱是口语,将老农的豪放,待客的真诚毕肖画出。《草堂》中的“旧犬喜我归,低徊入衣
袁枚在《随园诗论》中记述了自己向“村童牧竖”学习语言的体会,他说:“村童牧竖,一言一笑,皆吾之师,善取之皆成佳句”。他举了两个小故事:有年十月,正是梅花开放的季节,一天,有个担粪的农民兴冲冲地跑来告诉他:“梅树有一身花了。”袁枚听了大为赞赏,认为这句话很富于诗意,于是马上写进诗里:“月印竹成千‘个’字,霜高梅孕一身花”;又有一次,他在二月出门远行,有个和尚送他上船,看到满园盛开的梅花,不胜惋惜地说:“可惜园中梅花盛开,公带不去!”诗人很受启发,于是又得诗二句:“只怜香雪梅千树,不得随身带上船”。
2、继承前人优秀传统
中国民间文学的源头《诗经》为我们开启了一个显豁诗风优秀源头。其中的《国风》和《小雅》“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内容紧扣民众生活,它是民众感情的自然宣泄,基调健康真挚,风格朴实醇厚,像《
3、忌粗率肤浅
显豁不是肤浅,直白也不等于粗率,它还需要内蕴的深厚和情感的丰富。宋人周必大曾说:“白香山,诗似平易,观所间存遗稿,涂改甚多,竟有终篇不留一字者”(《跋宋景文唐史稿》)。可见白居易平易朴实的语言并不是信手拈来,而是经过一番认真的推敲修改,是诗人炉火纯青的表现,其中蕴涵着诗人的刻意追求和一番苦心。在创作实践中,白居易是有意识的学习吸纳民歌中的语言,模仿民歌所写的诗清新自然,浑然天成,如《浪淘沙词六首》第四首:“借问江潮与海水,何似君情与妾心。相恨不如潮有信,相思似觉海非深”;《池上二绝》:“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将瞬间的情景描写下来,充满天真的童趣。
贺裳曾称赞“郑谷诗以浅切而妙”(《载酒园诗话又编》)。所谓浅切是指郑诗诗意浅近明白,不晦涩深奥;所谓“妙”则指其浅切之外又意蕴丰厚深远。他举郑诗《敷溪高士》为例:“敷溪南岸掩柴荆,挂却朝衣爱净名。闲得林园栽树法,喜闻儿侄读书声。眠窗日暖添幽梦,步野风清散酒
以俗事俗物入诗虽则真实自然但缺少文学美感,这也是追求显豁诗风时极力注意避免的,如梅尧臣《八月九日晨兴如厕有鸦啄蛆》等诗作,竟然以喝茶肚子响,入厕见鸦啄蛆虫等极为粗俗的东西入诗,不仅不能引起丝毫的美感,而且粗俗得近丑陋了。
江南山川秀丽,气候温和,生活富庶,是风流蕴藉的温柔之乡,更成为无数理想主义文人对美和诗意的追求与依恋。于是,在中国古典诗词作品中,唯美的江南不断被得以呈现与赞美。
江南,顾名思义,应该是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统称。其实不然,各朝各代对江南地域的划分以及不同地域的人对江南的理解差距甚大,甚至有广义、狭义以及中义之别,还有地理概念中的江南、历史沿革上的江南、人文意义上的江南等提法。不过无论从哪种意义上来理解江南,文化江南的核心地带至少包括浙江、江苏南部和虽然地处长江以北但文化上却属于江南的扬州。江南山川秀丽,气候温和,生活富庶,是风流蕴藉的温柔之乡,更成为无数理想主义文人对美和诗意的追求与依恋。于是,在中国古典诗词作品中,唯美的江南不断得以呈现与赞美。
一、“水秀山清眉远长,归来闲倚小阁窗”――展现江南独特的风景美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树生花,群莺乱飞。”江南的风景独特而迷人,烟花细雨,粉墙黛瓦,垂柳画舫,幽深雨巷,一个微观的小院落里可以有一片艺术乾坤,一座更微观的盆景上甚至也可以营造出一番山水野趣。试看杜牧的《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首句“千里莺啼绿映红”,一开始就展现了江南的大自然风光。这里到处是莺啼,无边的绿叶映衬着鲜艳的红花。这种有声有色、生机勃勃的景色自然是江南特有的。次句“水村山郭酒旗风”写了江南独特的地形风貌,临水有村庄,依山有城郭,在春天的和风中,酒旗在轻轻地招展。一二句写的'是晴景,三四句写的则是雨景。“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在山明水秀之处,还有南朝遗留下来的数以百计的佛寺。这些金碧辉煌、屋宇重重的佛寺,被迷蒙的烟雨笼罩着,若隐若现,似有似无,给江南的春天更增添了朦胧迷离的色彩。
再如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诗人用充满强烈色彩对比的句子,给我们描绘出一幅大红大绿、精采绝艳的画面:翠绿的莲叶,涌到天边,使人感到置身于无穷的碧绿之中;而娇美的荷花,在骄阳的映照下,更显得格外艳丽,让人确实感受到了六月西湖“不与四时同”的美丽风光。
二、“江南风土欢乐多,悠悠处处尽经过”――展现江南醉人的生活美
相对于北方中原地区,江南自有别样的生活情趣:春季里绿堤闻春晓,夏日里荷乡深处弄莲子,秋来饮酒赏月,冬来踏雪寻梅。张志和的《渔歌子》写到“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描写的是江南春汛时捕鱼的悠闲场面;王昌龄的《采莲曲》:“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像一幅美妙的采莲图画,描写了江南采莲少女的劳动生活和青春的欢乐,营造了人花难辨、花人同美的引人遐想的优美意境。
更为重要的是,江南的安定富庶,形成了令人艳羡的小康生活和安乐升平的社会生活环境。这在柳永的《望海潮》中表现最突出:“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竟豪奢。重湖叠�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睛,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萧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词的上片重在写杭州形势之胜,湖山秀美,江海壮丽,钱塘江潮的壮观,街市繁华,士民殷富;下片写西湖的美景,游人的欢快,歌吹盛况,给读者展开了一幅太平盛世下的百姓安乐图。
三、“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展现江南迷人的人物美
江南的山,江南的水,江南的文化,孕育了迷人的江南美女。江南女子的美不仅在于外貌,眉清目秀,娇小玲珑,更美在温柔含蓄,婉约多情,细心体贴,江南女子是水做的,天生就是诗,就是画,是曲,更是酒。李白的《越女词》五首其三:“耶溪采莲女,见客棹歌回。笑入荷花去,佯羞不出来。”描写了“笑入”、“佯羞”的江南采莲少女的娇憨,着重刻画了她的自然纯真的天性,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再如杜牧的《赠别》其一:“娉娉袅袅十三馀,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诗中所写扬州少女身姿体态,妙龄丰韵,“娉娉袅袅”使人如目睹那美丽的倩影;“豆蔻梢头”以花喻人,写她娇小秀美,人似花美;三、四两句,更是以星拱月,扬州佳丽极多,惟她独俏。
抽绎众多的诗词作品,“江南”这一意象始终割舍不断。何以江南最能够吸引文人墨客的浓厚兴趣,促发他们一唱三叹的吟咏之思呢?
首先,江南的美丽、富庶和安定,是文人墨客向往江南的直接原因。“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那边,眉眼盈盈处。”江南的美丽自不待说,青山绿水、舞榭歌台成为古典文人的优游之地,使他们流连忘返,沉醉其中。江南水系发达,气候宜人,物产丰饶,是有名的鱼米之乡,苏轼有《鱼蛮子》词说江南:“江淮水为田,舟楫为室居。鱼虾以为粮,不耕自有余。”相传柳永的《望海潮》词流传到北方的契丹,以至辽国皇帝耶律宏基读到后,羡慕江南的富庶及景色优美,遂兴起投鞭长江之意。更为重要的是,历史上几个重大的社会动荡时期,江南都很幸运地躲避了战争的破坏,并保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繁荣的局面。永嘉之乱时,长江以南就广泛流传着各种谚语,如“永嘉世,九州空,余吴土,盛且丰”和“永嘉中,天下灾,但江南,尚康乐”等。到盛唐安史之乱时,中原原本繁华的景象,一朝成为焦土与断垣。在中原人还在困苦无以自暇之时,江南却是一片“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繁荣昌盛、欢乐不知永昼的场景。在那些中原人的眼中,江南无疑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人间桃花源,好比是一座远离人间的享乐天堂,自然更引起人们对江南的向往思慕之情。
其次,江南的文化内涵和精神情致,是文人墨客吟咏眷恋江南的根本原因。在中华传统文人的心里,“江南”已不再是仅仅代表江浙一带的地域名称,而成为一种文化的象征,一种艺术趣味、人格精神和生命理想。这里成了文人墨客的精神栖息之地,无论是王维的“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还是贺铸的“凌波不过横塘路”,或是张志和的“斜风细雨不须归”,其精神总以江南山水为旨归。“江南山水的美,在于她独特的艺术形式。……江南山水完全是人文化和生活化的,一个最知名的去处就是‘山阴道上’,那是一种‘山无静树,川无停留’的生机美。”中国古典文人经常在入世与出世的儒道世界中辗转徘徊,其实,无论出世、入世,中国文人都可以寻得生命的解脱,就是将人生艺术化、审美化,将日常生活诗化。江南正是人生艺术化、审美化、日常生活诗化的自然载体,江南的人文地理、风物气候都洋溢着自由的诗情,是涵养中华文人身心平衡的天然方剂。“江南的山水佳秀,正与文人们归返自然之‘道’的精神心境和谐一致,他们尽可以在其中游心骋怀、绸缪往复,把自己的人生理想交付给一山一水、一树一池。‘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处身江南、梦忆江南即是入世的隐逸,在世的出世,彼岸解脱的此岸经营,使人体验到复归自然界原始同一的欢悦。
“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巷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乡思在渔歌。”(杜荀鹤《送人游吴》)江南,已不只是经由大自然雕琢的自然山水,更是属于华夏古老文化的人文山水,它已成为一种美学,穿越时空,纵贯古今,成为中国文人永远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