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中先生是具有国际影响的著名文学大师，这次携夫人赶赴祖国大陆专程是为参加他的母校——南京大学的百年校庆。5月17日下午，当他风尘仆仆地赶到南京的时候，我在南大西苑见到了他和他夫人。采访间，他是那么的和蔼可亲，他不顾旅途疲惫，依然谈笑风生，博古引今，睿智和真诚在话语间处处显现。

何晴：余教授，众所周知，您曾在内地、香港、台湾及美国等地都居住过，真正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您也曾把您居住过的各地作比，而祖国大陆就像是您的母亲，那么南京在您的心目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呢？

余光中：首先要声明，我是南京人。因为我出生在南京嘛，南京是我生命的起点，是一切回忆的源头啊。而且我在南京读了小学、中学、大学。从我1928年出生到1937年，我都一直住在南京。所以我的童年时代差不多都在南京度过的，也是在南京读的小学。中学是在四川读的，为什么在四川读书呢？因为抗日战争中学从南京搬到后方去了，我记得那个中学叫做南京青年会中学。战后我随中学回到南京，高中毕业后，后来我又读了金陵大学。我在南京不但住了这么久，而且是出生地，而且是在这里接受的教育，所以南京对我一生影响是特别深的。

何晴：您曾在各地的多所大学就读和任教，您认为您当年就读的金陵大学，也是现在的南大，对您后来的成就有过什么样的影响吗？

余光中：那时侯我还小呢，也就是懵懂，那个时候我读的是外文系，当时属于文学院，当然对我的英文有很大的帮助。可是对我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不但是大学，还有整个南京的地理环境，尤其是玄武湖和紫金山，我读大学先住在鼓楼，后来搬到城西北面去。

何晴：您在一篇著名散文《我的四个假想敌》中表达了对4个女儿真切的关爱，你能否谈谈作为父亲在女儿成长中的心理的变化。

余光中：对，我们家有4个女儿，她们小时侯是最可爱的，在十六七岁以前完全属于父母，完全属于爸爸，所以我写过一首诗叫做《小木屐》，在南京穿木屐的比较少，在台湾尤其以前大家都穿木屐，我的小女儿穿着木屐刚会走路，踢踢踏踏，那我就蹲下来张开两臂鼓励她向我走来，那时她就孤注一掷地向我跑来，因为那时候在她生命中惟一的男人就是她爸爸。可是过了那个年龄就不一样了，我只看到她的背影了，没有看到她向我奔来的样子，因为男友在门口按铃。而她冲出去的速度之快，而且不再穿小木屐了，是穿高跟鞋。她们4个人我也写了你说的那篇散文《我的四个假想敌》，就是4个地下工作者，背着我来追求我们家的4个女儿。而且我最不利的一点呢，是她们的妈妈还站在她们的那边，里应外合，所以最后只剩下我一个“昏君”了。我希望我的4个假想敌写写情书，可以锻炼中文，顺便也可以让我看看他们的文笔如何，可是他们总是打电话，那么我也听不到了，其中的玄妙我也不懂，并且荒废了中文。所以伟大的情书已经成为绝响了。因为电话就装在我的书房里，一到晚上电话就来了，我家有5个女人，每个人要是有3个电话，我每晚就要接15个电话，都快成为接线生了。（笑）

何晴：我们都知道您与您的夫人白头偕老，可以说生活安定幸福。您对这种生活态度解释为，您用您的天才来写作，而日子过得去就行了。是否正是这种安稳的家庭生活给您的写作创造了稳定的环境？或者，它有时候是否也会局限您的创作灵感？

余光中：要说安定，我少年时代很不安定，因此我才会读3所大学，这意味着战乱使我不能在同一个大学读完，所以少年时代应该说非常动乱的，倒是我去台湾之后生活才显得安定。至于说幸福就很难说了，也有苦日子。后来的安定生活是给写作提供了比较稳定的工作环境。

许多人都认为诗人多情，情感丰富，其实感情丰富的人多得很，诗人也不一定非要多情，家庭生活是不会局限我的灵感的。至于灵感，它是一种神秘的东西，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