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编《全唐诗》对《乐府诗集》的因袭与改编

清编《全唐诗》卷10至卷29将郊庙乐章和乐府歌诗单独列出，“以存一代乐制”[1]，这20卷所收录的诗歌，除少数郊庙乐章外，几乎全部重见于同书收录的诗人本集之中。这部分重出诗歌数量达到2838首[2]，其中很多是唐诗名篇。这种重出互见的现象是《全唐诗》编排体例造成的，故佟培基先生《全唐诗重出误收考》对它们均未作考辨。但我们注意到，这些在《全唐诗》中前后重出的诗歌文本有着较大差异，存在很多异文。这些同书异文是如何形成的呢？在全面比勘唐诗异文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全唐诗》前面乐府部分所录诗歌的文本与《乐府诗集》有着惊人的相似，甚至大多数文字是完全相同的。这个现象引起了我们的兴趣：清编《全唐诗》与《乐府诗集》是否存在着某种关联？学术界无论是在研究《乐府诗集》的学术、资料价值，还是在探讨《全唐诗》的资料，淮王载酒过。兴阑啼鸟换（一作缓），坐久落花多。迳转回银烛，林开散玉珂。严城时未启，前路拥（一作引）笙歌。”此诗在《乐府诗集》卷80“近代曲辞”作《昆仑子》：“扬子谭经去，淮王载酒过。醉来啼鸟唤（一作换），坐久落花多。”未署名。[3]《全唐诗》卷27，诗题、文字均同《乐府诗集》，仅录前四句，亦未署作者名。《全唐诗》卷128录王维《息夫人》：“莫以今时（一作朝）宠，难忘（一作宁无，一作能忘）旧（一作昔）日恩。看花满眼（一作目）泪，不共楚王言。”此诗在《乐府诗集》卷80作《簇拍相府莲》：“莫以今时宠，宁无旧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闺烛无人影，罗屏有梦魂。近来音耗绝，终日望应门。”比前者多出四句，且未署作者名；《全唐诗》卷27，诗题、文字均同《乐府诗集》，亦未署名。那么后四句从何而来呢？《乐府诗集》卷79《水调歌》入破第六徹：“闺烛无人影，罗屏有梦魂。近来音耗绝，终日望君门。”未署作者名；《全唐诗》卷27，录此四句，亦未署名，与《乐府诗集》完全相同。

上面所列是不是个别现象呢？为了搞清楚事实真相，我们将《乐府诗集》中收录的所有唐诗与《全唐诗》进行了一一比勘，但由于其数量相当巨大，不宜在此全部列举。为了便于表述和阅读，仅从《唐诗三百首》中选择几首较为著名的乐府诗来进行对比，如表1所示。

从表1不难看出，无论诗歌标题、作者，还是诗句本身，《全唐诗》前面乐府部分所录诗歌的文本与后面诗人本集（少数诗歌散见于他人诗集）中的文字有很多不同之处，二者的资料以外，前者与《乐府诗集》中的文字却高度吻合。这绝非偶然现象，通过将《全唐诗》与《乐府诗集》进行全面比勘，还会有更多的发现。

二、清编《全唐诗》对《乐府诗集》的因袭

诚如前贤所论，清编《全唐诗》奉旨而撰，以十人之力在不足一年半的时间完成了编校整理工作，成书极为迅速。其中诗人本集部分虽然主要是依据季振宜《全唐诗稿本》和胡震亨《唐音统签》等加工而成，但也并非完全照搬，有些是经过了馆臣们的重新选择和删改，有些是经过了他们的辑补和校勘，也有些是利用了前人的整理本加工而成。[4]总体来说，《全唐诗》诗人本集部分的资料，饱读诗书，有着自己的判断和取舍，在编修《全唐诗》时对乐府诗的分类方法采取了微调。如郭茂倩《乐府诗集》卷79《近代曲辞序》云：“近代曲者，亦雜曲也。”直接指出了“杂曲歌辞”与“近代曲辞”的关系。郭氏将二者分开，也在《近代曲辞序》中说明了原因，是本着“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的原则。显然，《全唐诗》编者不认同郭氏的这种分类方法，因此进行了类目上的调整。另一方面，可能与《全唐诗》的总体编排有关。还以“近代曲辞”为例，《乐府诗集》的“近代曲辞”主要是收录隋唐以来的杂曲，与“新乐府辞”有何区别呢？清代钱良择《唐音审体》云：“（《乐府诗集》）又分隋、唐杂曲为‘近代曲辞’，以别于古，而不列之‘新乐府’，以其皆有所本，皆被于乐，与古不异也。”[7]指出了它们最大的区别就是收入“近代曲辞”中的唐代歌诗是可以入乐的，“新乐府辞”一般是不入乐的。因为《全唐诗》乐府歌诗部分未收“新乐府辞”，也就失去了将二者对比以强调音乐性的必要了，所以馆臣们将“近代曲辞”纳入“杂曲歌辞”之中。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乐府诗集》所收某些类别的诗歌中唐诗数量极少，故而《全唐诗》将其归入相近的类别中。如《乐府诗集》“燕射歌辞”中仅收录唐代《晋朝饗乐章》和《周朝饗乐章》二首，《全唐诗》若单列为一类就显得非常不协调；且将其纳入“郊庙乐章”也并无不妥之处，反而更恰当。

其次，从编次序目来看，变不乱为乱，乱出有因。《全唐诗》诗人本集部分的编排总体上是按诗人登第年、入仕年、卒年等先后为序，虽然有不少欠妥之处，受到历代学者的指摘，但主要是因为资料缺失、考证未精的缘故造成，尚不至于杂乱。与之相比，《全唐诗》乐府部分很多诗次序编排显得极为混乱，中晚唐诗和初盛唐诗交错编排在一起，没有按照时代先后排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全唐诗》卷10至卷29中诗歌的编排次序几乎完全与《乐府诗集》一致，仅将《乐府诗集》中非唐代的诗歌剔除。笔者尝试着将《乐府诗集》编排诗歌的特点概括为：“分类按题列先后”，即从音乐的角度将入选诗歌分为12类，每类下列有若干题，同题诗歌按照时代次序排列。有些题下无初盛唐诗，仅录中晚唐诗；在换题之后，该题下可能既有初盛唐诗，也有中晚唐诗。而《全唐诗》无论分类还是各类下的诸题，在编排次序上几乎都按照《乐府诗集》，从中选录唐代诗歌，这样就破坏了《乐府诗集》编排诗歌的“有序性”，变“不乱”为“乱”，从而显得杂乱无章。如《全唐诗》卷17“鼓吹曲辞”依次收录：《朱鹭》（张籍）、《艾如张》（李贺）、《上之回》（卢照邻、李白、李贺）、《战城南》（卢照邻、李白、刘驾、僧贯休）等，忽前忽后，不免给人杂乱之感；但若对比《乐府诗集》卷16，就会明白其乱出有因。这些诗歌是从“汉铙歌”中辑出，《乐府诗集》先列十八首“古辞”，然后再列历代歌辞，“汉铙歌上”编排次序为：《朱鹭》六首、《艾如张》二首、《上之回》七首、《战城南》七首。《全唐诗》依次挑出各题下的唐代歌诗编辑而成，所以总体稍显混乱，其实从《上之回》、《战城南》可以看出，同题下的唐诗还是按时代先后排序的，可以说“乱出有因”。

第三，从异文取舍来看，《全唐诗》前面乐府部分所收诗歌文字基本上均依《乐府诗集》。上文通过对《全唐诗》前后重出诗歌异文的比勘，已经初步证实了这一点。不妨再列举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作进一步说明。我们注意到，《全唐诗》前后重出的诗歌中有很多诗题都完全不同。杨慎《升庵诗话》卷一“子美赠花卿”条云：“唐世乐府，多取当时名人之诗唱之，而音调名题各异。杜公此诗（《赠花卿》），在乐府为入破第二叠。王维‘秦川一半夕阳开’，在乐府名《相府莲》，讹为《想夫怜》；‘秋风明月独离居’为《伊州歌》；岑参‘四去轮台万里馀’为《蔟拍六州》；盛小丛‘雁门山上雁初飞’为《突厥三台》；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为《盖罗缝》……”[8]诚如杨慎所云，在唐代乐府中很多诗歌“音调名题各异”。因为《乐府诗集》主要是依音乐曲调命名，常将原诗题隐去，故而与诗人本集中的诗题差别较大。杨慎所列举的这些诗歌在《全唐诗》中大多重出，而且前面乐府歌诗中的诗题多依《乐府诗集》。

第四，从乐府解题上来看，《全唐诗》所收乐府诗解题多节自《乐府诗集》。郭茂倩《乐府诗集》的解题以“浩博”“精审”著称，《四库全书总目·乐府诗集》赞曰：“其解题征引浩博，援据精审，宋以来考乐府者无能出其范围。”[9]《全唐诗》中的乐府诗，不仅仅诗题、作者、诗歌文本主要依据《乐府诗集》，就连乐府解题也都从《乐府诗集》中简化而来。如《乐府诗集》卷79《伊州歌第一》下注：“《乐苑》曰：《伊州》，商调曲，西京节度盖嘉运所进也。”（按，“西京”当为“西凉”，“盖”原作“盍”，可能皆为钞刻致误。《全唐诗》均已改正）《全唐诗》卷27同此注，但删去“《乐苑》曰”三字。当然，《全唐诗》并非一味照搬《乐府诗集》的解题，而是选择性摘录，或综合而成；而且还有一些解题因删节过多，导致句意难以理解。如《全唐诗》卷23“琴曲歌辞”下注：“古琴曲有五曲、九引、十二操。自是已后，作者相继。”此注后两句让人颇为费解。该注是从《乐府诗集》卷57解题所引《琴论》中删节而来，原文介绍了琴曲中“畅”“操”“引”“弄”的寓意以及琴曲的发展演变和分类，然后说：“自是已后，作者相继，而其义与其所起，略可考而知，故不复备论。”语义清晰，不难理解。删去文献的属于同一位作者。《全唐诗》乐府歌诗不少署名错误就是因此而形成的。

通过以上全面对比，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清编《全唐诗》中的郊庙乐章和乐府歌诗是从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中移植而来。

三、清编《全唐诗》对《乐府诗集》的改编

虽然《全唐诗》卷10至卷29是将《乐府诗集》中的唐诗挑选出来依次组合而成，但并非完全照搬，扬州诗局的馆臣们也还做了一些加工和整理工作。如在取舍异文时，也有少数文字是依后面诗人本集（或其他版本的诗人别集）而录，没有完全依照《乐府诗集》，也就是说两者所收诗歌也存在着少量异文。《全唐诗》对《乐府诗集》的改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少数诗歌的编排次序不同。《全唐诗》卷10至卷29编排顺序总体上是依照《乐府诗集》而列，但也有少量调整。如表2所示，《全唐诗》卷16“郊庙樂章”的最后收录了《晋昭德成功舞歌》四首，而《乐府诗集》将它们放在卷52“舞曲歌辞”。这是宫廷舞歌，放在“郊庙乐章”也有其道理。《乐府诗集》卷56《舞曲歌辞五》在《霓裳辞十首》前有太宗《唐功成庆善乐舞辞》、德宗《唐中和乐舞辞》各一首；但在《全唐诗》卷22未收录，因为《全唐诗》卷1已经收录，故此处略去。可见，《全唐诗》前面的帝王等篇章的安排与乐府部分是有统筹考虑的。《乐府诗集》卷78《杂曲歌辞十八·步虚词》，如果《全唐诗》不改变《乐府诗集》的编排次序，则这些诗当放在卷26末尾或卷27开头部分；但《全唐诗》作为“杂歌谣辞”放到了乐府部分的最后，即卷29末尾。

第二，收录的诗歌在篇目取舍上存在着少量差异。主要有两种情况：

一是《乐府诗集》收录而《全唐诗》未收。《乐府诗集》卷38，李贺《安乐宫》前有陈子良《新城安乐宫》“春色照兰宫”，《全唐诗》卷20未收，但卷39收录。《乐府诗集》卷58在白居易《昭君怨》前有崔鸿《四皓歌》，《全唐诗》卷23未收。《乐府诗集》卷78，李白《高句丽》后接《舍利弗》和《摩多楼子》两诗，均未署名（目录作无名氏），《全唐诗》卷26未收，卷165收《舍利弗》为李白诗，未收《摩多楼子》（按，《李太白集》收为二者李白诗）；《乐府诗集》卷78，吴筠《步虚词》十首，《全唐诗》卷29未收，卷853吴筠集收录；《乐府诗集》卷87“杂歌谣辞五”最后一首《唐天宝中京兆谣》，《全唐诗》卷29未收，卷878收录。

二是《全唐诗》收录而《乐府诗集》未收。《乐府诗集》卷90至卷100“新乐府辞”部分，《全唐诗》均未收录，其原因在《全唐诗·凡例》已经进行了说明。除此之外，也还有少量作品《乐府诗集》未收，而《全唐诗》补录。如《乐府诗集》卷82“近代曲辞”止于李贺《十二月乐辞》，而《全唐诗》卷28“杂曲歌辞”在李诗后收录了《桃花行》5首（李峤、李乂、徐彦伯、苏颋、赵彦昭），张说《苏摩遮》5首、《舞马词》6首、《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3首，白居易《小曲新词》2首、《闺怨词》3首和卢纶《皇帝感词》4首。此28首诗中，《乐府诗集》仅录3首，且不在“近代曲辞”中。《乐府诗集》卷90“新乐府辞”收白居易《小曲新辞二首》。卢纶《皇帝感词》之三，在《乐府诗集》卷11“唐仪坤庙乐章”中作“安和”，署名刘子玄；而这首诗在《全唐诗》中重出4次，卷14同《乐府诗集》卷11，卷94题同《乐府诗集》未署名，卷277卢纶集同卷28有异文。这些诗在《全唐诗》卷28中均以“集作”出校异文，又都在诗人本集再次录入，不知《全唐诗》“杂曲歌辞”据何而录？难道《乐府诗集》卷82有诗歌散佚？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不便妄测。

第三，诗人的署名不同。主要有三种情况：

一是《乐府诗集》署名而《全唐诗》未署名。《乐府诗集》卷82《金缕衣》署名李锜，《全唐诗》卷28未署名；《乐府诗集》卷86《敕勒歌》署名温庭筠，《全唐诗》卷29未署名。这是扬州诗局馆臣意识到《乐府诗集》的不妥之处，故而将其所署姓名除去，有这种意识是可取的，可惜未能作出取舍或加以校注。

二是《全唐诗》署名而《乐府诗集》未署名。《全唐诗》卷26《沐浴子》：“澡身经兰汜，濯发傃芳洲。折荣聊踟蹰，攀桂且淹留。”署名李白，《乐府诗集》卷74未署名。《诗纪》卷130列入“乐府失载名氏”，将此诗归于李白名下。如果此诗作者存疑，导致将其系于李白名下的原因，极可能是与《乐府诗集》的诗歌编排有关。因为此诗的前后两首诗均为李白所作，前一首是《结袜子》，后一首是同题《沐浴子》“沐芳末弹冠”，此诗仅四句夹在中间，未署名，极易导致人们误以为此诗亦为李白所作。上文已经谈到，这种因《乐府诗集》编排方式，而导致《全唐诗》误署名的情况较多。如《全唐诗》卷26《上皇三台》署名韦应物，《乐府诗集》卷75未署名。《上皇三台》，在《乐府诗集》中排在韦应物《三台二首》的后面。

三是《乐府诗集》与《全唐诗》署名不同。《乐府诗集》卷31《铜雀妓》题下第四首“日暮铜雀回”，署名高適，《全唐诗》卷19署名王適。《乐府诗集》卷69《自君之出矣》两首，前者署名李康成，后首署名辛弘智；《全唐诗》卷25前者署名辛弘智，后者署名李康成。《乐府诗集》卷72《离别》题下第3、4首均署名赵微明；《全唐诗》卷26第3首署名张彪，第4首署名赵微明。《乐府诗集》卷76《秋夜曲》两首均署名王维；《全唐诗》卷26前者署名张仲素，后者署名王涯。《乐府诗集》卷76《夜坐吟》“冬夜夜寒觉夜长”署名李白，“踏踏马头（一作啼）谁见过”署名李贺；《全唐诗》卷26二者均署名李白。《乐府诗集》卷77《春江曲》三首均署名张仲素，《全唐诗》卷26署名王涯一首、张仲素二首。《乐府诗集》卷78《摩多楼子》署名李白，《全唐诗》卷26署名李贺。

第四，诗序和乐府解题的差异。《全唐诗》前面部分的乐府诗很少收录诗序，即便原诗本来有诗序，在该部分也多被删去，与《乐府诗集》保持一致。但也有少数例外，《全唐诗》卷23“琴曲歌辞”有不少诗都保留了诗序，尤其是韩愈诗歌，如《岐山操》《履霜操》《残形操》等。《全唐诗》卷23李白《雉朝飞操》，题下注云：“雉朝飞者，犊沐子七十无妻，出薪于野，见雉雄雌相随而飞，感之而作。”而《乐府诗集》卷57该题引述杨雄《琴清英》、崔豹《古今注》，所述之事与此注完全不同。李白此诗的题下注出自哪里呢？翻检韩愈诗集可知，此注实为韩愈同题诗的诗序。也就是说，扬州诗局的馆臣用韩愈诗序作为李白乐府诗的解题，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同时，也说明《全唐诗》并非完全照搬《乐府诗集》，尤其是“琴曲歌辞”部分，对于韩愈诗序采录颇多，即便韩愈诗序与《乐府解题》《古今注》等有不同的表述，《全唐诗》也多依韩诗序。这与其他部分的解题主要是依据《乐府解题》和《古今注》不同。此外，韩愈诗歌文本也多依韩集，不依《乐府诗集》，如《全唐诗》卷23韩愈《别鹄操》，题中的“鹄”在《乐府诗集》卷58作“鹤”，在《全唐诗》卷336作“鹄”。

虽然《全唐诗》与《乐府诗集》有以上等方面的差异，但这些毕竟是少数现象，只能说明《全唐诗》编著者有意识地进行了部分加工，无法否定二者之间的紧密关系，从所收诗歌的'整体来说，《全唐诗》对《乐府诗集》的因袭是显而易见的，也是毋庸置疑的。

四、清编《全唐诗》乐府歌诗编纂经过蠡测

通过将《全唐诗》前面所收乐府歌诗与《乐府诗集》进行全面比较，可以大概推测出该部分编纂的经过。

第一，清编《全唐诗》卷10至卷29单独列编的乐府歌诗是将《乐府诗集》中的唐诗挑拣出来，再按照《乐府诗集》的编排次序组合而成。学术界对于清编《全唐诗》资料”外，还用到一个词“集作（某）”。“一”与“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透露出了扬州诗局馆臣们采用的底本与参校本之差异。“集作（某）”的意思是该字（词）在诗人的本集中作某字（词），这个词充分说明《全唐诗》该部分使用的底本绝非诗人本集。那么，底本是何本呢？拿它们的文字（包括异文）与《乐府诗集》对比，不难发现，这些文字几乎完全依《乐府诗集》而载录，《乐府诗集》是底本。出校“集作”者，也就是校本到底是依何集呢？杨建国先生曾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全唐诗》‘乐府杂曲’中，除‘一作’外，余多‘集作’字样……据现今传本，不少诗人并无别集行世，但其诗中仍有‘集作’出注。想來，《全唐诗》‘集作’之‘集’，至少该用称别集或总集。”[12]杨先生推测《全唐诗》乐府部分是用了诗人别集或总集参校，但没有深入讨论其究竟是何集，其实将这些出校“集作”的异文与《全唐诗》后面诗人本集中所收录的诗歌对比，就可以发现“集”指的就是《全唐诗》后面所收录的诗人本集。这说明扬州诗局的馆臣们首先编定了各位诗人的本集，然后再用这些已经完成的本集对前面采自《乐府诗集》的郊庙乐章和乐府歌诗进行了粗略的校对。之所以说“粗略”，是因为出校的异文既不全面，也不多、不精。简而言之，在《乐府诗集》中标注“一作”者，《全唐诗》几乎完全照搬；《全唐诗》标注“集作”的异文，是《乐府诗集》中所没有的，是馆臣们用《全唐诗》后面的诗人本集比勘而出校的异文。

第三，从出校异文和诗歌编排的方式来看，《全唐诗》前面的乐府歌诗编纂可能也出于多人之手。表现较为明显的是琴曲歌辞和杂曲歌辞部分。其一，这两部分出校的异文较多，尤其是“集作”出现的频率远高于其他部分，说明编者在因袭《乐府诗集》的同时，还进行了较为认真地的勘工作。其二，这二者在诗歌的编排方式上也不同于其他部分，有些诗歌不是完全按照《乐府诗集》来排序，如上文在讨论“编排次序的不同”和“收录诗歌的差异”时所列举的很多案例都出自这两部分。另外，这种“不同”在诗序和解题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全唐诗》中的乐府歌诗基本不录诗序，解题与《乐府诗集》相比数量较少，而且基本上都是从《乐府诗集》中摘录、提炼而成，篇幅短小，内容简洁；唯独琴曲歌辞部分，《全唐诗》不但大幅度增加了解题的数量，而且语言风格不同于其他各部分，还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如对韩愈诗序采取极多，琴曲歌辞部分的编选者偏爱韩诗是显而易见的。综合以上情况，基本可以判定《全唐诗》乐府歌诗为多人选编而成。

余 论

自南宋以来，《乐府诗集》一直广泛流传，成为后人校勘唐诗、取舍异文的一个重要依据，故而弄清楚《全唐诗》与《乐府诗集》的关系，对于二者的校勘整理颇有意义。如整理《乐府诗集》时是否必须采用《全唐诗》作为参校？依笔者愚见，对于其前面乐府歌诗部分的使用就需要引起注意，似乎不宜将其作为主要的参校本，（下转第70页）

（上接第29页）因为它们源于《乐府诗集》，扬州诗局馆臣们仅依据别本或自己的判断作出了少量的改动，若再以此参校，就有循环校勘之嫌。而且《全唐诗》对《乐府诗集》的因袭有少数是盲从，有些是随之而误，甚至以不误为误，因而导致唐诗形成新的异文；《全唐诗》对《乐府诗集》的改编也有不尽合理之处，如诗序和解题删削过多、隐去文献没有单独列出乐府歌诗，也没有说明原因，也就不存在如何处理这些乐府歌诗的问题了；只是这样处理以后，前人“存一代乐制”的愿想也就此落空。当然，唐诗的整理研究工作还在继续，上述问题仍然值得学者们思考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