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自一个午夜建立的国家。而我在生死边缘徘徊的时刻，刚过正午。

一年前，我离家去学校，没承想，再也没能回去。我被塔利班分子开枪击中，失去意识，然后就被带离了我的国家——巴基斯坦。有些人说我永远都不可能返回故乡了，但我坚信，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回去的，没有人愿意离开自己心爱的祖国。

现在，每天清晨，当我睁开双眼，都期盼着能回到自己的旧房间，屋里满地都是衣服，架子上摆满了我获得的奖状。事实上，我身在一个离我的故乡巴基斯坦的斯瓦特河谷有五个小时时差的国家。巴基斯坦与之相比，像是落后了几个世纪。这里的便利条件远超你的想象：拧开每个水龙头都有自来水流出，冷热水可以自由选择;无论白天或黑夜，只需按一下按钮，灯光就会亮起，不需要点油灯;有燃气可以直接煮食物，而不用先去市场买煤气。这里的一切都非常现代化，甚至只要打开包装袋，就有熟食可以吃。

我站在窗边，能看到外面的高楼大厦。长长的公路上车水马龙、井然有序。树木和草地都被修剪得很整齐，还有平坦的人行道供路人行走。闭上眼睛，有那么一瞬间，我仿佛回到了我的故乡——有白雪皑皑的高山、绿意盎然的原野，还有碧蓝的河水。一想到斯瓦特的人民，我就会愉快地微笑。我仿佛又回到了学校，和我的老师、同学们在一起，和我最好的朋友莫妮巴在一起，开心地说说笑笑，仿佛从未离开过。

然后，我猛然醒悟，我是在伯明翰，在英国。

2012年10月9日星期二，那天发生的事情，改变了一切。那天原本要大考，对学生们来说算不上太美好的日子。但和大多数同学不一样，我号称“小书虫”，感觉

那天早上，我们一如既往地搭着被漆得五颜六色、喷着废气的三轮车——每辆车上只能搭载五六个女生——来到狭窄泥泞的哈吉巴巴路。自从塔利班控制该地区以后，我们的学校不能再有任何标志。隔着伐木场的白墙，铜质的大门上没有任何装饰——不能让外界看出围墙里的状况。

对女孩子们来说，这道门就像是通往魔法世界的大门，引领我们前往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

这所学校是我出生前父亲创建的，我们头顶的墙上是用红白两色颜料漆的“胡沙尔学校”。我15岁，上九年级，每周有6天要来学校上课，和同学们一起背诵化学公式或学习乌尔都语;用英文格言，诸如“欲速则不达”等写故事;或是画人体血液循环图——我的大多数同学都想成为医生。实在很难想象，会有人把这样的事当成一种威胁。然而，在学校的围墙外，萦绕着明戈拉(斯瓦特的主要城镇)的不只有嘈杂和疯狂，还有很多像塔利班分子那样认为女孩不应接受教育的人。

这天早晨，和往常没什么两样。不过，因为要考试，我们可以九点去上学，比平时晚一个小时。

学校离我家不远，以前我都是走路上学。但自从2011年开始，我就跟着其他女生一起搭人力车上学，再搭校车回家，因为母亲不敢让我独自上路。我们一年到头都被人威胁，这些威胁信息有些刊登在报纸上，有些是其他人转来的传单或小纸条。母亲很担心我，但塔利班分子从来没有特别针对过小女孩，相对而言，我更担心他们会针对我的父亲，因为父亲总是发表反对他们的言论。2011年8月，我父亲的好友，也是他抗争暴权的同盟扎西德·汗在去祈祷的路上脸部中枪。我知道所有人都在劝我父亲：“小心点，否则下一个就是你了!”

我们家门口的街道狭窄，校车无法开进去，所以我每次都在小溪边下车，翻过一道上锁的铁栅门，然后再走一段阶梯，才能到家。我总觉得要是有人攻击我，一定是在阶梯上。和我父亲一样，我总是爱幻想。有时候在课堂上，我的心思就会不知不觉地飘走。我想象在回家的路上，有人从台阶上跳下来朝我开枪。我想象自己的反应：也许我会脱下鞋子，朝他扔过去，但我又觉得如果那样做的话，我和恐怖分子也没有什么区别。最好还是向他祈求好了。“好吧，如果你想开枪就开吧。不过，在此之前，请先听我说几句话。你这么做是不对的，我不是针对你，我只是希望每个女孩都可以去上学而已。”

我并不害怕，但我也开始在每晚临睡前检查门锁好了没有，也开始向真主祷告，询问人死后会怎样。我和我最好的朋友莫妮巴无话不谈，我们住在同一条街上，从小学开始就是好朋友。我们分享彼此的一切，比如贾斯汀·比伯的歌、电影《暮光之城》，还有最好的亮肤面霜。莫妮巴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时装设计师，但她知道她的家人绝对不会同意，所以她告诉别人她想成为一名医生。在我们的国家，女孩们即便能外出工作，也很少能从事除医生或教师以外的职业。而我不同，我从未隐瞒自己想当医生、发明家或政治家的念头。莫妮巴似乎总能未卜先知，可我总是安慰她：“别担心，塔利班从没有针对过一个小女孩!”

当校车来的时候，我们跑下楼梯。其他女孩在出门之前，都会把面纱蒙好，然后爬上校车的后方。那是一辆白色的丰田卡车，车厢里平行摆放着三条长椅，两条在车的两侧，一条在车中央。那天，车上挤着二十个女生和三个老师。我坐在左侧，莫妮巴和另外一个低年级的女孩夏希雅·拉姆赞分别坐在我的两边。当时，我们怀里抱着考试资料，书包放在脚旁。

那之后发生的事情，我都记不大清楚了，我只记得当时车里的空气又热又黏，与往年比，天气凉得晚，只有遥远的兴都库什山顶覆盖了一层薄薄的白雪。车子座位后面没有窗户，两边盖着厚厚的塑料布，时不时会被风吹开一溜小缝。塑料布黄黄的，上面满是尘土，没法看到外面。我们只能从车厢后面看见一线蓝天和一抹太阳。那天的太阳就像是个黄色球体，飘浮在漫天风沙之中。

我只记得，校车一如既往地在路上架设的检查岗处右转行驶，然后经过废弃的板球场。然后，我就什么也不记得了。

在我做过的梦里，我被开枪击中时，我的父亲也在车上，他也被击中了……周围挤满了人，我正到处寻找父亲。

而事实是，校车突然被截停了。在我们的左手边，是长满杂草的希尔·穆罕默德·汗的墓园，他是斯瓦特第一任经济部长。在我们的右手边，是个零食加工厂。我们停在离检查点不到两百米的地方。

我们看不到前方，但有个留着大胡子、穿着浅色衣服的年轻男子站在车身前方，挥手示意让车子停下。

“这是胡沙尔学校的车吗?”他问司机。学校的名字就写在车身上，我仿佛能听见乌斯曼大哥在喃喃自语：“这是什么蠢问题。”他回答：“是的。”

“我需要其中几个孩子的信息。”男人说。

“你得去学校办公室。”乌斯曼大哥说。

他说话的时候，另一个穿着白色上衣的男人走到车后面。

“你看，又是记者要来采访你了!”莫妮巴说。自从我开始跟着父亲在几个活动上发言，为女孩子争取接受教育的权利，抗议塔利班分子试图让女性穿遮面长袍后，便常有记者来采访我，甚至还有些外国人，但从来没有人像这样把我拦在路边。

那个男人戴着一顶宽檐帽，用手帕蒙住口鼻，看上去就像是得了流感一样。他一跃跳上车厢，向我们走过来。

“谁是马拉拉?”他用命令式的口气问道。

没有人开口说话，但有几个女生望向我。我是唯一一个没有把脸蒙起来的女孩。

这时候，他举起一把黑色手枪。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把柯尔特45型自动手枪。几个女孩子开始尖叫起来。后来莫妮巴告诉我，当时我死死地抓着她的手。

我的朋友告诉我，那个男人开了三枪，一枪接着一枪，第一枪射穿了我的左眼眶，子弹从我的左耳射出。我倒在莫妮巴身上，鲜血从我的左耳喷涌而出。另外两发子弹击中了我旁边的女孩——有一枪打中夏希雅的左手，还有一枪从卡内·利兹雅的左肩射穿进入她的右上臂。

后来朋友们告诉我，枪手开枪时手在发抖。

当我们终于到达医院时，我的长发已被鲜血浸湿，莫妮巴的腿上也全是鲜血。

谁是马拉拉?

我是马拉拉。

而这，就是我的故事。

一

2013年7月12日，纽约联合国总部迎来一位特殊的客人。她既不是国家政要，也不是名流大佬，而是一位16岁的女孩——马拉拉·尤萨夫扎伊。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马拉拉来到联合国》一文中这样介绍马拉拉：马拉拉·尤萨夫扎伊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学生之一，但她也是老师，她来联合国，是要在教育方面特别是世界各地的女孩教育方面，给我们上重要的一课。

马拉拉缓步走上讲台，环顾听众席，下面坐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名儿童和各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她大方地开口说：“今天，我很荣幸能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这是我能重新开口说话以来最高兴的事情。能与这么多尊敬的各国代表齐聚一堂，也是我一生中最值得记忆的时刻。”马拉拉这段话开始了她在联合国总部的第一次演讲，这也是她康复后的首次公开演讲。她头上围着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娜齐尔·布托曾经围过的一条粉红色纱巾，神情自若，眼神坚毅，并不时用手势加强自己的语气。她铿锵有力的演讲不时引来阵阵掌声，同时也让许多人为之感动。

尽管受过伤，她还是同样的马拉拉，她的'雄心壮志、希望和梦想一如从前。这一天也是联合国的第一个“世界马拉拉日”。由联合国教育特使，英国前首相布朗特别为马拉拉提议而定。

二

2012年10月9日，在巴基斯坦西北部斯瓦特地区第一大城市明戈拉，一辆校车正驶出一所中学。车上，几名学生和老师欢快地聊着天，学生们刚写完学期论文，高兴得唱起了普什图语的歌。

车驶出明戈拉城大约一英里，两个持枪男子把车拦下，冲了上来，其中一个人掏出枪问道：“你们谁是马拉拉·尤萨夫扎伊?”没人做声，有些人不想出卖马拉拉，有些人则是害怕，但她们都不约而同把目光转向了马拉拉。“原来就是她!”持枪的人说道，他瞪着这个15岁女孩的脸，朝她扣动了扳机，无情的子弹划过她的脑袋，飞过她的脖子，最后击中了她的肩膀。

接着凶手又开枪把马拉拉附近两名女孩打伤，然后逃之夭夭。被吓坏了的学生哭喊着，老师让司机把车开到几英里外的医院。马拉拉的身体已经瘫软在同学的腿上，鲜血直流，生命垂危，师生们害怕极了，闭上眼睛开始祈

在陷入昏迷前，马拉拉喃喃自语：“爸爸不要担心，我会好起来，胜利属于我们……”几小时后，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TTP发表声明，宣称对此次刺杀行为负责。

三

有着

马拉拉的父亲齐亚丁开办了几所学校并担任校长，2009年，塔利班下令所有女孩不准上学。但是，齐亚丁还是让马拉拉上学，并从小给她讲关于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和深受印度人爱戴的特蕾莎修女等人的故事。从他们身上，马拉拉学到了非暴力的抗争以及爱和宽恕的力量。

正如她在演讲中提到的：“要跟每一个人都和平共处，要爱每一个人。恐怖分子以为他们能阻止我们达成目标，能吓退我们的雄心壮志，但是我没有被吓怕——软弱、恐惧、失望逐渐消散，随之而来的是坚强、力量和勇气。”

11岁时，她开始匿名在BBC的乌尔都语网站上撰写博客

短短三年内，在父亲的鼓励下，马拉拉因倡导女性受教育权而迅速成名，并成为了斯瓦特地区儿童集会的主席，被南非大主教屠图提名“国际儿童和平奖”并获得第二名，还是巴基斯坦首位“国家和平奖”得主。直到被枪袭前，她还在组织成立马拉拉教育基金会，帮助斯瓦特的穷困女孩上学。

导语：大家都知道

《我是马拉拉》主要讲述:一个16岁的女孩马拉拉优素福扎伊出生在巴基斯坦斯瓦特河谷地区的一个普通家庭，因倡导女性受教育权利而惨遭武装分子槍击头部，但是，她奇迹生还。本书记录了马拉拉在艰难处境中，如何坚持上学，坚持抗争的艰辛历程，同时也讲述了在她头部遭受槍击后如何顽强生存下来的

一个几乎改变国家命运的女孩。她的勇敢抗争令人惊讶，更令人敬佩的，是她在千钧重压之下表现出来的幽默感与优雅。有些人是注定伟大的，马拉拉就是其中一个……

马拉拉的话很真实,没有过多的文采藻饰,有的只是一个善良的女孩最朴实的心声,有的只是对教育的无穷渴望。“一个孩子，一名教师，一本书和一支笔，就可以改变这世界。”马拉拉曾这么说。

我不能说那是最黑暗的一天。在她被谋杀的那段时间里,每天都很黑暗,每一分每一秒都很难熬。她一直都相信“一个孩子，一名教师，一本书和一支笔，就可以改变这世界。”

仿佛是完成了一场遥远的跋涉，从陌生的世界里回到现实，身心感到疲惫。

马拉拉身上是最年轻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光环，然而通读此书，这个光环毫不刺眼，她甚至只用了一句话把诺贝尔和平奖带过。

今年也不过二十岁的马拉拉，已经完成了寻常人几辈子也做不到的事情，事情说起来却简单的用一句话可以说明白：她努力争取每个小孩，尤其是女孩子平等受教育的权利。

如果你想深入了解伊斯兰，穆斯林，那么这本书可以帮到你。许多书友看这本书的时候，感慨自己生在了和平的年代，而且，谢天谢地，起码九年义务制教育贯彻的很好，要知道，暴徒治下，女孩子不能和男生同一个课堂，不能在公开场合露出脸庞，到最后，女孩子不应走进学校。

否则，暴徒会以真主知名，当街鞭打你，一个靠跳舞为生并且顺带贩卖DVD影碟的女人，竟被当街斩首了。

在这种恐怖环境之下，马拉拉和她的父亲勇敢站出来，质疑，斥责暴徒政府，这种勇气，万里无一，他们是人类真正的精英，是他们在扛着人类前进。

它可能无法带给你实在利益，可是，这种胸怀是一份最好的`土壤，会影响到你的后代，教育他们成为勇敢正直以及智慧的人。

这种胸怀还能帮你避免人生许多的不幸，要知道，无知带来的不幸无时不刻影响着我们每个人。

胸怀即智慧，如大浪淘沙，真金始终闪耀光芒！

我不信真主，但我相信这种胸怀一定是会被保佑的。

高中的时候，在一堂

她居住的斯瓦特是一个美丽宁静的山庄，父亲办了一个胡沙儿学校，胡沙儿也是她的弟弟，在巴基斯坦男女歧视尤为严重，书中说：“一个男孩的诞生可是一件大喜事，大家会鸣枪庆贺，往婴儿摇蓝里堆满礼物，可男婴的名字会进入族谱。可是，如果生了女孩，没有人会赶来祝贺这对父母，而身边的妇女们都会为母亲感到惋惜。”没有文明的过度，就是如此的不可理喻，没有道理可言。发生地震之后，一个像模像样的广播说出了这样的话：“别再听音乐了，别再去看电影，别去跳舞，停止吧，不然真主会发怒，用另一场地震来惩罚我们。”马拉拉从来不用丝巾遮住脸，因为她说“那是我的标志”。当她问父亲为什么自己国家的妇女会遭受如此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父亲讲了另一个凄惨的故事“阿富汗的父女被一个叫暴徒的阻止控制着。在那里，女子学校被烧成了灰烬，所有女性都被迫穿上罩袍，从头裹到脚，只留一条细缝 。……女人不能高声大笑，不能涂指甲油，出门如果没有一位男性家人陪伴，就会遭到殴打，或者扔进牢房。”看到这的时候，我的心里最好笑的，如果我生活在那个组织的控制之下，仅仅是笑，不到半天也会皮开肉绽的。这个社会永远有你想不到的事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缺乏知识，还禁止女性学习。马拉拉站出来了，她有一位优秀的父亲，鼓励她追逐自己的梦想——成为一名政治家，这样就不用在发声的时候，到处求人。就像她躺在医院的时候，国家的某个领导去看望她，并且说是因为暴徒的多次警告她没有听从，并且愿意承担所有的医疗费用，并且要求马拉拉“给国家一个微笑”，我看，面对自己国家的这种局势，一个领导人怎么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吃饭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国民还生活在恐慌之中，就像马拉拉走在马路上，背后传来一个声音“我要杀了你”，快步走回家，锁上门，投过门缝知道那人在讲电话。父亲在一旁不说话，沉默就是最强音，政府的空话什么时候可以停止！她还有一位智慧的母亲，在其他妇女劝说马拉拉不带头巾是不对的，母亲选择尊重她的思想和自由。她是马拉拉投身于这样的事业的最大支持。

马拉拉决定挺身而出为女性的权利而战的时候，就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公然和暴徒的人作对，是愤怒的驱使，她并不害怕他们的恐吓信，也不害怕各种骚扰电话。尽管她只有十岁，她的思想与行动力远远地超过了一个成年人。在恐慌阶段，她为每一天教室越来越少的学生感到痛心，她明白也能理解，但是她还是希望陪着她的人多一些，就是因为有怨气不敢发声，才让暴徒的人认为自己不可一世，一次又一次地给了敌人伤害的机会。那触目惊心的描述：“一个年轻的男生拦住校车，问：“这是胡沙儿学校的校车吗？”确定之后，另外一个年轻人从后门打开，问：“谁是马拉拉？”然后就是三声枪声……”马拉拉被送往医院，医生说，能活下来真是一个奇迹！子弹穿过太阳穴，靠近左眼，然后往下约18英寸，射向左肩，然后嵌在那里。“本来，子弹有可能射穿眼珠，或者射进脑袋的。”被射中的三个女孩，都活了下来，这说明什么，“真理永远勇往直前！”

自后，她的事迹在各国传播开来，越来越多正义的声音说话了，开始支持，开始重拾勇气。一个女孩的一个和平的受教育的梦渐渐不只是梦，她的付出堪称无价，是里程碑的事迹。但是，马拉拉不想要被标榜成为一个名人，她只是一个喜欢学习的好学生，是一个懂事的女儿，是两个弟弟的大姐姐，然而更多的人关注的是她的枪杀，因为好奇。14岁，是斯瓦特的成年人的标志。正好在她成年的时候，获得了巴基斯坦首届国家青年奖，她的勇气和理念受到认可。16岁的时候，马拉拉应邀去联合国发表演讲，这个女孩，把知识当做武器，为了和平，挺身而出。